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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2页）

一群“新边疆”

人士——除制订外交政策和负责外援的一般官员外，还包括伯利、施莱辛格、古德温、史蒂文森、狄龙和其他人士——在政策方面进行了出谋划策，或出席了边界以南的各种会议。

这在国务院的专业人员中引起了相当的惊慌，并在政策的连续性上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可是它却在拉丁美洲促成了该地区前所未见的活动与兴趣。

猪湾事件曾使拉美关系暂时搞僵，但总统在开头恼怒了一下之后，重又强调了积极的目标。

他开始拟订一个稳定咖啡价格的协议，向边界以南派送了比去其他大陆更多的和平队队员，增加了“粮食用于和平计划”

的运输量，创办了一所新的训练机构，在国际开发署的计划下他任命了一位专职的争取进步联盟协调人（波多黎各的领袖特奥多罗·莫斯科索），并订出了其他十多种新开创的项目。

但是“联盟”

的进展开头是缓慢的。

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拉丁美洲的婴儿死亡率几乎等于我们的四倍，其人民的估计寿命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年产量不到我们的九分之一，文盲率高达SO％，学校、卫生设备和受过训练的人员都很缺乏；某些地区的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城市中有骇人的贫民窟，乡村很肮脏，而他们对美国投资又持十分怀疑的态度，那么我们应从哪儿下手呢？总统说，这个任务的规模是令人惊愕的，即使这是个十年计划。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本人也对联盟的规模感到吃惊。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使用了一个他罕用的词，说他感到很“沮丧”

拉丁美洲相继发生的军事政变也成了一个难题。

总统说，为了制止它们的政变而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去，“不是壮大民主力量的办法”

。

他企图提供种种条件——例如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实行自由选举，烙守宪法的规定等——但他的政策既没有一直予以贯彻，也不是一直成功的。

经济援助和外交关系断绝了再恢复，或虽不断绝，但在形势本身不明朗的情况下就处于一种不明朗的状态之中。

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情况是一个特殊的事例。

1961年5月，长期执政的军事独裁者特鲁希略（他被肯尼迪排除在联盟的所有活动之外）遭到暗杀，引起了没完没了的动荡和纷争。

美国外交人员的告诫和美国军舰的到场使特鲁希略式人物没有能登台，而引进了一个民主政府。

但是三十年来第一次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胡安·博什却那么软弱无能，无法防止连绵不断的政变和反政变。

和军事政变相反的另一种威胁是，由卡斯特罗或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来接管政权。

肯尼迪谋求采取联合行动，以防止古巴把武器和人员输往拉丁美洲其他国家。

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功地使卡斯特罗日益从其邻国之中孤立起来。

1963年，他曾研究过一份拟议中的使门罗主义现代化的新文件，把它作为一项反对共产主义进一步渗入西半球的宣言。

可是他到1963年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拉丁美洲的巨大危险……同古巴无关……（包括）文盲、住房恶劣、财富分配不均、国际收支逆差、原料价格的下跌……［以及］同古巴无关的当地共产党的活动”

。

那年11月18日他在迈阿密说道，“如果联盟要成功，我们必须……制止共产党的渗透和颠覆活动，”

但是，“……仅仅抱怨卡斯特罗〔或〕共产主义，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

尽管有这么多问题，联盟仍取得了进展。

肯尼迪到拉丁美洲的几次访问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杰奎琳通常总陪同他一起去的。

肯尼迪在一次访问之前曾说，她的到场是赢得大量欢迎群众和良好待遇的保证。

1961年，在哥伦比亚波哥大附近，总统站在一片旷野上为联盟行将兴建的一项住房工程举行了奠基仪式。

一年多以后，他收到首先住进那些住房中的一户人家的家长阿赫米尔·普拉萨斯·加西亚先生的一封感谢信，信中结尾说：“我们很高兴……不再象流浪汉那样四处迁移了。

现在，我们有了尊严和自由。”

拉丁美洲每四个学龄儿童中有一个得到额外的粮食配给，数万户农民重新安置到了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其他数千人获得了新住房、新教室或新教科书，他们全取得了较大的尊严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