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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第1页）

致的人，而是寻求那些……对西方的防务承担义务的人。

我相信戴高乐将军就是这样一种人。

所以我们会融洽相处的。

实际的情况是，肯尼迪本人既不把大西洋联盟，也不把大西洋的和谐看作是目标本身。

他关心联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诸如柏林问题、贸易谈判问题以及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

但是他感到，当西方联盟已经不再象一度曾是我们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时，当欧洲自己的实力已经使它能较为独立地阐明其观点时，我们的国务院的传统却还在引导我们从西方联盟出发来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每个问题。

他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把联盟的其余国家同国会一样看待——即是一个必需的、但并不总是受欢迎的伙伴，他并不总能得到它的合作，他也并不总能接受它的意见，而同它保持一种不愉快的关系似乎是在所难免的。

正如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表明的那样，当他独力承担起责任时，他表现得最好。

他引用了拿破仑的话：他所赢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他同盟国进行了斗争的结果。

又引用了丘吉尔的话：任何联盟的历史都是相互指责的历史。

显然，他同意他们两人的说法。

1961年就柏林问题举行的旷日持久、毫无结果的磋商，以及盟国首都不断传来的来源不明的批评，常常邮感到气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注意到埋怨美国“干涉”

欧洲安全的那些成员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在它们无力支付自己份内的经费时，却仍然期待美国承担起北约的大部分军费（他说：“一种首尾一致的政策不能既要求我们军事上存在，又要求我们外交上不存在”

）。

在柏林谈判的步调上，他无法使麦克米伦和戴高乐两人都满意，并且认为让他们两人都不满意比设法使他们中的一个人满意为好。

然而，他认识到，维护盟国的团结，象通过他的立法方案一样，对于实现他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他象在国会里那样，在联盟中孜孜不倦工作以争取支持。

虽然作为参议员，他曾把较多的时间致力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事务（在担任总统后，他继续对这些地区给予前所未有的注意），但他认识到——正如他在柏林危机时所表明的——西欧是美国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首要地区。

虽然有人指责他使北约组织每况愈下，他强调使用常规力量去同共产党的“蚕食”

政策相对抗的方针——以代替美国核保护伞的绝对依赖——实际上却使北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比它们在其他情况下能起更为重要的作用。

他反对各国拥有单独的核威慑力量的主张虽然在某些盟国中不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却有助于把联盟拧在一起。

他承认——尤其是1961年在巴黎发表的演说中——西欧不再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附庸，而是一个生产日益发展、相互日益团结和影响日益增大的平等伙伴了。

1962年7月4日，他在费城独立堂发表的一篇。

互相依存宣言。

中说，他期望“当前出现于欧洲的新联邦和一百七十五年前在这里成立的古老的美国联邦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一种互利的伙伴关系”

。

在1961年和1962年这两年中，他表示希望西欧将“在这场伟大的世界斗争中发挥（它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做的那样……不要只是自顾自，仅仅成为一个富裕的、小心翼翼地与世隔绝的集团。”

他鼓励欧洲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包括坚持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即使这样做会给美国商业带来一些麻烦的话。

他最关心的是，面临共产党人的特殊威胁中，必须保持西方的团结。

1961年，他在关于柏林问题的演说中说道，“如果有一条首先会导致战争的道路的话，那就是软弱和不团结的道路。”

他并不期望联盟在越南、刚果、塞浦路斯以及诸如此类的次要问题上紧密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