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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第2页）

总统于1963年2月写信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他曾经要求总统向法国提供核武器，认为这将使戴高乐的小小的核力量能促进我们的核力量）说：

我认为，把拥有核武器库看作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合法的和合乎需要的特征，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如果我们往后将被卷入一场核战争，那么在决定发动这场战争时我们难道不该有发言权吗？维护美国的利益……难道不是我的首要的职责吗？

虽然如此，在拿骚会谈以后，肯尼迪曾经准备就核武器问题同戴高乐展开全面的会谈，承认法国是一个核国家并提供关于武器或许甚至核弹头的援助，如果法国按照某种类似拿骚的方式，把他们的力量与北约组织联系在一起的话。

后来在1963年——在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他同样准备帮助法国发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以换取法国在该条约上的签字。

但是戴高乐对于以上两事的否定的反应——由于他对多边核力量有所怀疑，1月间他的这种态度更为坚决——使得认真的谈判成为不可能了。

总之，总统得出的结论是，无法采取什么步骤来改变戴高乐的行动，也毋须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他的行动作出什么反应。

这是一个他私下反复考虑的、令人不安的结论。

但是随着西欧和赤色中国变得强大起来，而且已不大依靠各自的大国后台，肯尼迪断定，东西方阵营内部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古巴事件后紧张局势的缓和势必将扩大这些分裂。

他无意挑起紧张局势，使共产党人重新联合起来，以暂时弥补起西方的分裂。

然而，决定不改变美国的战略，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采取行动。

肯尼迪开始更恳切地争取更多的欧洲人，对他们希望在东西方和核武器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表示同情，并对西德人给予特别的关注。

他知道历史将乐于看到法国和德国和解，所以他拒绝了所有要他迫使阿登纳在美法之间作出抉择或迫使他延期批准新的法德友好条约的建议。

但是他确曾鼓励波恩采取使戴高乐很狼狈的做法，即在批准该条约的同时加上一段序言，重申德国对北约组织和大西洋团结的保证。

同时，他还着手进行多边核力量的谈判，向法国和一支最终要建立起来的全欧核力量敞开大门。

这支全欧核力量将得到美国的援助，但并不受美国的限制，这一点体现在建立一个由两方（美国和欧洲）组成的西方核理事会上面。

1963年5月召开的北约组织会议组成了一支盟国核力量（不是多边核力量，而是指一些英国轰炸机和五艘美国“北极星”

潜艇，它们由北约司令部指挥，但同时仍保留在其本国的编制之内）。

他还作出安排，使欧洲的军事官员更为全面和更为平等地在奥马哈战略空军总部参与拟定核目标的工作。

肯尼迪还设法加强美元地位以应付更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并且根据扩大贸易法推动关税谈判。

他还推动货币改革的磋商和建立大西洋两岸联系所采取的其他微小而坚定的步骤。

进展是缓慢的，但是在一个改变世界政治建筑的基本结构的长期演变过程中，美国是能保持耐心的。

他感到这种长期的演变是不可逆转的。

肯尼迪给戴高乐的最有力、最成功的答复——一件他险些准备取消的事——就是1963年6月他的西欧、特别是西德之行。

他受到的热烈欢呼，甚至是戴高乐上次成功的访问中都未曾有过的。

总统在抵达波恩机场时，立即就他此行的目的作了简括的叙述：

我在“大联盟”

的存亡关头远涉大西洋，行程约达三千五百英里。

我们的团结是在危急的时刻铸成的；它在和平的年代里也必须保持下去。

……现在，我们两国和所有其他盟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都互相有所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