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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节（第1页）

“不。”

郗归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生在一个这样的时代，便永远都不能等待政令趋于完美。

因为时局是如此地紧迫，可政令却永远都不会有完美的那一天。”

第118章权力

郗归清楚地记得，前世高中历史课上，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师，在讲到王安石变法时，曾痛心疾首地进行评价。

他说，青苗法的初衷，本是为了在帮扶农民的同时，提高宋朝的财政收入，从而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的目的。

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官吏强制农民借贷等一系列的问题，以至于熙丰新法荒腔走板，最终不得不被叫停废止，而王安石本人，也因此而背上了变法误国的千古骂名。

郗归那时十分不解——为什么不能先将计划完善，堵住下层官吏钻空子的漏洞，然后再去推行新法呢？

直到很久以后，她查阅了许多资料，才知道王安石变法原本就是由试点开始，逐步推广至全国，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到了后期，已然初见成效，只是由于反对者不断抓住早期存在的问题进行攻讦，才会显得变法盲目粗暴，过于激进。

至于王安石所任用的官员，也不乏洁身自好的能臣清官，只是因为新旧党争的缘故，才被列入了《宋史·奸臣传》，以至于让人误以为，当时支持变法的，都是一群以利而聚的小人。

这是郗归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历史书写的权力。

“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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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谣言便可三人成虎，更何况是史籍的记载呢？

权力是生产性的。

拥有权力的获胜者，借助权力来进行叙事，形成档案，从而加强和巩固自己的话语权、合法性。

王安石在那场新旧党争之中失败了，所以便无可避免地成为了那个“居下流而众恶归之”

的存在2，被作史者强加了许多原本并不属于他的错处。

物换星移几度秋，许多年过去了，当郗归身处内忧外患的江左，面对着这个一塌糊涂的世界，想要为国、为民、为己做些什么的时候，才忽然意识到，到底该怎样回答自己高中时提出的那个问题。

任何机制都总有存在漏洞的地方，因为在政策施行的过程中，由于人心、利益和环境的变化，总会遇到意料之外的困境。

制定政策的人当然应该尽可能多地考虑到这类困境，但决不能因噎废食，为了求一个“完美”

，而故意忽视岌岌可危的现实情境，迟迟不肯发出新政，任由现状越变越坏。

郗归不是不明白谢瑾的顾虑，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三吴百姓，为了北府军的将士，更为了江北战事的顺利和未来北伐的计划，她必须如此。

她必须尽快团结三吴下层百姓，对于吴姓世族，或驱逐，或拉拢，打破四姓之间版结一块的利益牵连，将他们送来的杰出子弟据为己有。

吴姓世族不是想要子弟出仕吗？

那就来吧。

“惟楚有材，晋实用之。”

他们纵有再多的佳子弟，等入了徐州府学后，便都只能成为北府的人才。

如此，郗归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谢瑾和郗声总是劝她等一等，再等一等，可难道空等下去，情势就会自己变好吗？

不可能的。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明明白白地告诉郗归，君权政治的结构性矛盾，盘根错节的利益联结，才是真正的国之大害。

而在江左，门阀士族与皇权势力共生共长，情况远比单纯的君权政治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