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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日本首相的西园寺公望的栽培和宠爱，因而爬上了日本政府的最高层。

同西园寺一样，近卫也三度担任过国务总理大臣，时间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开始，亦即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这四年之中。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扩大和持久，近卫是负有主要责任的。

在他的首相任内，他屡次叫喊着：非打得中国“屈膝求和”

不可，否则绝不停止战争。

与西园寺的期待相反，近卫不但不制止或稍微约束一下那班侵略成性的军阀们的狂妄野心，反而一味附和他们，从中推波助澜，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和拥戴。

然而，近卫毕竟不是军阀出身。

他虽为日本侵华战争卖尽气力，却仍然不能取得军阀们的完全信任，同时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使日本投入更大的冒险。

因此，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和发动太平洋大战的前夕，他便被赶下了首相的宝座。

代之而起的便是那个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军阀头子东条英机。

由于没有直接参加发动太平洋战争，近卫估计美国对他的感情可能不坏，因此在日本战败、快要投降的时候，他又以公子哥儿的姿态，亟谋重登政治舞台。

在东久迩宫亲王任首相的投降内阁中，他担任了一名不管部的国务大臣。

1945年10月5日（距日本投降仅一月许）这个寿命不及两月的东久迩宫内阁实行总辞职，继之而起的是自“九·一八事变”

以来蛰居已久的原喜一郎。

在原内阁时代，近卫又调任内大臣府御用挂之职。

在这期间，他日夜奔走于其恩师、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宪法学权威佐佐木一之门，俨然有从事修改宪法大业之企图。

稍后，日本国内外攻击贵族的舆论甚嚣尘上，近卫遂于10月24日向天皇辞去公爵荣衔。

但是他的政治野心并未稍有收敛。

就在辞去荣衔的那天，他还急急忙忙地去访晤了当时日本政府组织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委员长松本国务大臣，说明他对于日本国体的见解，希望在制宪大业中有他一份贡献。

同时，外间还盛传近卫将以在野之身组织新政党，在未来的总选举中大事活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近卫的主观愿望。

近卫的无耻活动和狂妄野心引起了同盟国舆论界的大大不满。

“纽约时报”

在一篇社论中猛烈攻击近卫，说他绝非修订日本宪法的适当人物，并且说如果近卫被列为战犯受审，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人反对。

美国人包办的盟军总部对于同盟国的舆论一向不甚重视，但是对于来自美国本国的舆论，特别是像“纽约时报”

这样有地位而且能代表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报纸的言论，却不敢等闲视之。

由于“纽约时报”

和其他方面对近卫越来越猛的攻击，盟军总部感到对近卫问题不能继续保持沉默而不予以澄清。

于是，在11月1日盟军总部发言人便对记者们宣称：近卫的任务只限于总部同皇室的联系；至于修订日本宪法，总部自始便丝毫没有借重近卫的意思。

总部的这个发言不啻是对近卫的当头一棒，使他的幻想受到沉重的打击。

继之而来的便是11月底召开的日本第八十九届临时议会。

在这届议会召开时，议员斋藤隆夫首先提出质问，并一再直指近卫之名，说他是酿成全面侵华战争的祸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日本惨败的结果都负有最高的直接的责任。

这是对近卫的第二次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