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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五一三事件的过程及影响（第4页）

1969年种族骚乱发生之际，正值巫统内部权力之争变得严重之时。

当时，TunkuAbdulRahman的统治地位已面临挑战，骚乱发生后，他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原因是骚乱的发生，使党内一些激进分子和社会上的马来民族主义分子觉得更加有机可乘，所以就公开向他发难，要求他辞职，理由是他持多元族群立场。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乃是后来亦成为马来西亚内阁总理的Dr.MahathirbinMohamad，当时他是一位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并已是巫统最高委员会成员，但在1969年大选中作为候选人竞选失败。

1969年6月18日，他给Tunku写信，指责他偏袒华人，要求他辞去总理职位。

这封信被媒体披露后，导致马来亚大学的马来学生在校园举行游行示威，要求Tunku辞职，理由也是他对华人立场不够强硬，并没能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

当时巫统还有一位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这就是TunAbdulRazak的副部长MusaHitam。

马来民族主义分子也有一个号称“青年土耳其”

（theYongTurks）的组织，领导人是TanSriJa'farAlbar和TanSriSyedNasir。

该组织和巫统中的激进分子联合发威，要求该党放弃与华人和印度人政党的联盟，实行一党专政，对非马来人持不妥协立场，尤其充满敌视华人情绪。

这些个人和组织的活动，已对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构成严重威胁，迫使Tunku政府在获取军方支持下，采取了严厉打击措施，Mahathir被开除出党，MusaHitam则以出国“休假学习”

的名义削去了副部长一职，与此同时，其他马来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和马来激进学生的活动亦逐渐得到有效控制。

第三，《1948年反煽动法》之修订。

鉴于1969年竞选过程中族群问题被严重激化的教训，国民行动委员会在国民顾问委员会的支持下，于11月20日修改了《1948年反煽动法》（SeditionAct1948），该法令的第三条第一款在1971年2月23日国会复会后，经进一步修改作为宪法修正案内容的一部分获得通过，即变为宪法第十条第四款。

该款将国家元首或各州统治者的主权、公民身份法、马来语作为惟一的国家和官方语言、土著（bumiputras）的特殊地位和权利以及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地位等，都列为“敏感的种族问题”

，禁止进行公开讨论、质问，尤其是取消了国会讨论这些问题的特权，无论是联合邦议会还是各州议会。

该宪法修正案还特别授权国家元首指示有关高等教育部门，按一定比例为马来学生保留医学、工程和科学等课程名额。

第四，去英语的官方语地位。

在马来政治领袖看来，语言是实现国民团结、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所以，“五一三”

事件平息后，进一步巩固国语地位，早日使马来语成为惟一官方语言的工作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1969年7月30日，教育部正式推出了一项分阶段推动马来西亚语（Bahasaysia）计划。

根据这项计划，1970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马来语将分阶段成为半岛马来西亚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届时英语只能作为第二语言来教授。

根据制定的时间表，到1982年，所有中学包括中六都要用马来语教学；然后，从1983年开始，所有大学一年级课程都要用马来西亚语讲授，直到逐渐推广到所有年级的课程为止，外语教学则除外。

第五，公布国家原则。

1969年种族骚乱发生后，国家加强了社会意识控制，并视此为团结国民、统一思想、实现国家共识的一个手段。

为此，在1970年8月30日的国庆日，国家元首正式颁布了指导国民思想建设的“国家原则”

（RukunNegara），共由五大“信条”

组成：信奉上苍（BeliefinGod）、忠于君国（LoyaltytoKingandCountry）、维护宪法（SanctityoftheConstitution）、尊崇法制（RuleofLaw）和培养德行（GoodBehaviourandMorality）。

这是一个建立在伊斯兰哲学基础上的思想原则，其中，信奉上苍是宗教原则，要求信民遵守教义；忠于国君为国家原则，要求臣民爱国；维护宪法为制度原则，要求民主国家的公民履行责任和义务；遵守法制是社会原则，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遵纪守法；增养德行是个人原则，要求每个人规范自律。

在此基础上，1971年又颁布了“国家文化原则”

，内容包括：国家文化应以土著为主；其他文化中适合及恰当之项目，可被接受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一部分。

总的看，1969年种族骚乱事件发生后，马来人政治领袖对国家这部暴力专制机器的控制更加牢固了，在此基础上，他们想通过族群同化——马来化的手段来实现国民团结和国家认同，以建设繁荣进步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所以采取的措施也就更加具有刚性，也就更带有马来民族主义者所推崇的族群霸权色彩。

以上还只是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中表现出来的，至于经济基础方面的类似作为，则体现在对下一个历史阶段“新经济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