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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请尊重司法独立（第3页）

中国不见得有这种文化，但是最大程度上给政府以约束，将对中国未来的司法公正与独立奠定牢固的基础和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构能否代表了中立的第三方，独立地作出对公民与政府单位纠纷的裁决，是司法独立的真正体现。

而作为强势的政府单位，是否真正尊重司法独立，体现在能否降下身段，像普通民众一样坦然坐上被告席或原告席，接受司法机构的质询。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日报》大总统诽谤案有指标性的意义。

也许是“五四运动”

余温里民众对段政府抗议的热情未减，或是感觉到奉系的表态得到国内舆论的声援后声势浩大，中央政府考虑了数日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名誉受损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诉状，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二人聘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

该案1919年10月3日开庭，主审法官是英国副领事，陪审是华人法官俞英荪。

在中国领土上，中国政府控告中国平民的案件，却由外国殖民者来审理，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常理，但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却数次发生，1903年“苏报案”

也是同样发生在上海租界，国家积弱，就会无力抵抗被外国欺凌。

在法庭上被告叶楚伧义正言辞的说道：“本人主笔报章已有十年之久，现任《民国日报》总编，当负刊载上之责任，但不负控告书中所谓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之罪责。”

“《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实系以游戏文字对于政策上之批评，并无侮辱之意义。

本报与作者的本意相同，是在希望中同有良好之政府，使中华振兴，独止昌强，国民享和平自由幸福。”

被告方律师林百架为两人申辩，称原告提出的证据不能充分指控侮辱诽滂，理由如下：“1、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人民有言论之自由；2、原告控案应有北京政府派员来沪，提出充分证据；3、被告此项文字，乃法律所许可，且目的为中国有良好政府，实无侮辱意义。”

要求撤销案件，宣告无罪。

安国政府律师穆安素坚持被告有罪，他说“此项文字，足使人民讥笑大总统与在职官员，非但侮辱之日引起人民之轻视及本人之羞耻，而且遗毒久远，请公堂应从四个方面考虑该项文字之恶劣后果，即被侮辱者之地位；侮辱之方法；侮辱时间及地点；侮辱人之地位。”

并又加了一项罪名：“此项文字一经刊载，使政府要人遭轻视，于和议前途大有妨碍。”

基于此点林百架给予了有力批驳：“北京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之间的谈判，早在本年2月20日开始，由于北京方面没有诚意，已在本年5月24日终止，这已为众所周知。

试问此项文字刊发在本年9月15日，于百日前谈判破裂结束之和议，究竟有何妨碍？”

双方唇枪舌剑论辩激烈。

主审法官英国副领事与陪审的华人法官俞英荪合议后，并没有如安国政府的期待查封报关重判报人，也没有林律师主张的那样宣判无罪，而是认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这篇文章虽然在文字上侮辱了大总统和政府官员，但是“本意良好，颇有价值”

，最后宣判处罚叶楚伧和邵力子二人各一百元大洋。

这个判决和段祺瑞、徐世昌等人的预计相差悬殊，难以平复其胸中愤懑，穆安素向法庭提出叶楚伧有过两次不服判决的“前科”

，要求对被告从严究办，加重惩处。

主审法官认为穆安素藐视会审法庭，当庭严词拒绝。

至此轰动全国的《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案得以了结。

经过此案，段祺瑞、徐世昌等人成为全国民众口中笑柄，有人在报上讽刺此事说，大总统的名誉也就值两百元大洋，《民国日报》经此事后名声大振。

当时，执政当局政要受此辱骂，其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情形可想而知，必定想要严惩报馆和作者，然而他们首先想到不是先抓后审，而是寻求也只能谋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

同时在法庭作出仅仅罚款的判决后，他们虽心怀愤懑却也认输服从，没有再加害于人，说明他们的心目中还是有法治观念的，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利泄私愤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法制而非人治，北洋这段时期的司法独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闪耀着永久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