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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华人南移背景（第1页）

历史文献资料告诉我们，至晚从汉代起，中国与马来群岛间就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各国使节、商人和宗教人士则在其中充当了最活跃的力量，而与之相伴随的，自然是人口的跨地域流动。

到了近代，随着葡萄牙、荷兰尤其是英国等殖民势力的到来，马来群岛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以及当地开发、建设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人口的流动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这就是马来群岛之出现大量华人移民的总的历史背景。

中国自秦汉统一以后，就成为推动亚洲大陆与马来群岛间政治往来的重要力量。

这是因为，2000多年前，中国崛起后，长期以来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亚洲乃至世界大国的地位，近代以前，也几乎一直充当着亚洲的强国，并在某种意义上，充当着亚洲的政治中心，因而极大地吸引着亚洲各种政治势力与之发生并保持联系，马来群岛亦毫无例外。

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在沟通与马来群岛的政治交往方面可以说是较为积极主动的，有作为的。

兹举若干史实：西汉武帝时，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已在朝廷设“译长，属黄门”

。

东汉平帝时，王莽辅政，更遣“译使”

远行至今斯里兰卡（已不程国）。

三国东吴，又有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天竺（今印度），“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

。

隋大业年间，遣屯田主事常骏和虞部主事王君政使赤土。

元至元二十三年前杨庭璧奉旨招谕海外诸蕃国，获得马来群岛诸国积极响应。

明代在三宝太监郑和奉旨出使西洋诸国壮举之前，有洪武三年赵逑出使三佛齐、张敬之（御史）出使渤泥、祁征出使真腊以及永乐元年及三年中官尹庆两度奉旨出使满剌加王国；之后则有景泰六年给事中王晖、天顺三年给事中陈嘉猷、成化十年给事中陈峻、十七年给事中林荣等出使，这些使臣中，有的所负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为新继位的满刺加国王加封。

至于马来群岛诸国历史上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的事情，那是史不绝书，在此毋庸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满剌加曾有多位国王或王子亲自来华朝贡：“（永乐）九年，国王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朝贡，……十二年，国王子母斡撒于的儿沙来朝，告父卒，命嗣封。

二十二年及宣德九年，国王复来。”

渤泥国王也于永乐六年（麻那惹加那乃，死在中国，葬南京）、十年（遐旺）两次亲来朝贡。

明朝初年，彭亨和吉兰丹亦曾遣使朝贡。

还有，元代的军事政治扩张，亦一度远至东马，如《星马华人志》提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曾在北婆罗洲设立了行省，其性质类似军政府。

因有“总兵”

董其事。

文莱有“黄总兵之墓”

（为墓碑题字），其名或以为“黄昇平”

。

文莱王室之独生女嫁给这位华人总兵则使其王室血统渗入了华裔因素。

中国与马来群岛间紧密的政治联系及其作为地区安定的一个维系力量（明朝太宗、宪宗、宣宗等朝曾遏制暹罗、安南对满刺加等国的“侵陵”

），显然有利于促进其与马来群岛间已有的经济联系——商业往来，同时也有利于保障本地区乃至国际海洋贸易的发展。

至于马来群岛，不仅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自身的社会需求成为中国的重要商业伙伴，它（尤其是马来半岛）本身自古以来还是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与中国通商的重要海上中介。

马来半岛的吉兰丹、彭亨、丁加奴、马六甲、吉达等州的沿海港或以为《文莱王家世家书》中的中国钦差“王三品”

，该书载：“第一世回转君王穆罕默德（padukasirsultanmohaned）之独生女，嫁与中国钦差王三品，且传禅为第二世君主苏丹阿玛德（sultanakhmed），生一女，招赘大食宗室名阿里（sherffali）者，受禅为第三君主日苏丹柏克特（sultanberkat）。”

中国史籍亦谓此华人为随郑和远征的闽人。

“先占城国因遣使朝贡，既还，至海上，飓风漂其舟至湓亨国，暹罗恃强凌湓亨，且索取占城使者，羁留不遣，事闻于朝。

又苏门答剌及满刺加国王并遣人诉暹罗强暴，发兵夺其所受朝廷印诰，国人惊骇，不能安生。

至是，赐谕昭禄群膺哆罗谛剌（暹国王，引者）日：‘占城、苏门答刺、满剌加与尔均受朝廷（命），比肩而立，尔安得独恃强拘其朝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

其即还占城使者及苏门答剌、满刺加所受印诰，自今安分守礼，睦邻保境，庶几永享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