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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4页）

我狠狠地说。

“不要怕。”

母亲平平淡淡地说，完全不像上次那么激动。

“我不是怕，”

我说，“我是恨，恨一切，包括你。

我无法再忍受。”

母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她说她知道，“谁也不会在妈的眼皮子底下真正地伤害你，那个人更不可能伤害你。”

我说：“你这话说得太晚了，早说好些年，我都会相信你。

我一直就像一个无娘儿一样长大，现在，我怎么相信你？”

母亲站了起来，随即又坐了下去，“听我说，六六。”

挨饿的滋味，挨过饿的人都不会忘，母亲说只有我不会记得，因为我是在她的肚子里挨的饿。

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几年，饿得成天慌得六神无主，有时干脆两眼一抹黑，跳过晚饭饿着，睡过这夜，第二天再想办法骗肚子。

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她急得满眼金星乱飞。

这时，来了份电报，父亲的眼睛出现问题，出了工伤事故：他饿得头晕眼花，从船上跌下江去，头摔破了，货船把他扔在三百里外泸州的一个医院。

母亲带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到泸州看父亲。

看见父亲瘦成那样，母亲都不忍心告诉他三姨的死，更没提家乡忠县农村大舅妈饿死的事，也不想告诉他三哥差点被江里的旋涡吞没，幸亏一个船夫把三哥救上了岸。

孩子们为了弄到一点可吃的，就差没去街上偷。

母亲背过身去抹泪。

父亲把四姐拉到病床边，问四姐想吃什么？四姐说想吃肉想吃鸡蛋，想吃苹果、麻花、棒棒糖。

父亲拿出被扣掉工资仅剩零头的钱，让母亲带四姐上泸州街上去。

四姐拿着一个烧饼，刚咬了一口，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抢过去。

老太婆没往嘴里扔，而是从领口塞进自己薄薄的衣服里，然后双臂紧抱头低着，似乎准备好，打死也不会还出烧饼。

天气冷，刮着风，老太婆龟缩着，眼睛不时朝四姐乜斜，脸和脖颈的皱纹垂叠在衣领上，像一圈圈绳子套着。

老太婆一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弄回家去给孩子。

抢饼的凶猛还在其次，这副等着挨刀也不松手的样子，把四姐吓傻了，大哭起来。

母亲跨过街，牵着四姐就走了。

她只能把父亲留在泸州的医院里，回到重庆。

五张嘴要吃饭，母亲照旧出外做临时工。

有一天母亲给织布厂抬河沙，遇到街上的邻居王眼镜，一个胖胖的女人在管称秤。

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王眼镜刁难母亲，说要一百公斤才能称秤。

母亲饿得没力气，让大姐三哥两个担一些，快到称秤处才把他们的河沙倒在自己的筐里，使劲压，她的脚踝骨受不住，一下扭崴了脚脖子，她忍着痛把一担沙挑到秤上，一称九十八公斤。

王眼镜说母亲不能做这份工作，不仅一分钱不给，还收掉母亲的工作许可证。

母亲低声下气：我们一不抢，二不盗，靠力气养家糊口，求你让我在这儿继续抬。

王眼镜没有答话，而是弯下身去把母亲箩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用脚猛踢狠踩箩筐。

紧挨街边有家塑料厂。

听见街上异常的喧闹声，有个管账的青年走出来，正好看到母亲被欺负，在一旁说了几句话，想调解。

王眼镜认识他，冲着他嚷：小孙，别包庇反动分子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