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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他们会一个个走上前来，亲眼看到一只只筐子里的确空空如也，这才悻悻然离去。

好在这种失望有个铺垫，食物快要卖完时，营业员往往会发出通告，让顾客有思想准备。

这种场合，我会远远站在柜台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货物，数一数排在前面的人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坚持到底。

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决不让人插队。

一有人动这个念头，我就嚷嚷：“自觉点儿，不许加塞儿！”

没人会责备我不礼貌，我也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

那时，我家已经不在大食堂搭伙了。

食品供应这么紧张，在家二姨精打细算，自己做要好得多。

其他人大概也这么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门可罗雀。

邻居和朋友在大院里见面，常常交换关于饭馆儿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饭蒸得干些，吃了可以更耐饿。

“去莫斯科餐厅！

他们卖高价蛋糕，不用收粮票！”

“上紫竹院活鱼餐厅！

这几天那儿有活鱼！”

“清真馆更好，他们的牛羊肉给得多！”

“颐和园那儿有家小吃店卖人造咖啡，喝着跟真的一样，尝尝怎么样！”

下一个周末，父亲就会带小炼和我去其中的一处打牙祭，二姨和母亲总说她们得留在家里看小弟弟，不和我们一起去。

那些年，餐馆的莱价贵得惊人，食品质量则每况愈下。

一碟没两片肉的炒菜从前最多卖1块钱，现在卖10元，人们还跟不要钱似的抢着买。

父亲一向把钱财看得很轻，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快。

有了钱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增加点营养，总比在银行里放着要来得强些，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

到了60年代他们连个银行存折也没有了，每逢月末，父母还得向二姨借上10块20块的应应急，几天后发了薪就把钱还上，可是下个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体吃了大亏的是母亲，她总是心甘情愿默默省下食物给我们。

母亲属牛，她常说：“我是一头老牛，身体壮，吃点儿草就能从早到晚地干活儿，你们别为我担心。”

现在想来，母亲真的很爱我们，可惜她生前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

有时我兀自琢磨为什么母亲从不像二姨或别人的妈妈那样搂我抱我，亲我吻我，叫我的小名儿，她甚至羞于对我们说任何表达温情的话。

也许她是职业女性，国家干部，这么做会使她感到尴尬？又或者她的儿时别有一段情怀形成她日后刚硬的性格？1960年，母亲生了第三个孩子，产妇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鸡蛋和鱼肉配额。

母亲不顾自己还在哺乳期，硬是不声不响地将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们的碗中。

几个月后，母亲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全身水肿，血压升至二百多，脸色由昔日的红润变得蜡黄。

用手指在她额头上压一压，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弹不回。

见到她的每个人，特别是父亲和二姨，都吓一跳，觉得她的健康大成问题，于是母亲被重点照顾。

但她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宝、打鸡血都无济于事。

她的体质从此再也没有复元。

父母为襁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跃，这个名字今天听来着实具有讽刺的意味。

但在60年代，许多城里人不了解大跃进和饥荒之间的联系，了解实情的人又不敢说话，各级地方干部谎报成绩。

农民因忙于修水库或大炼钢铁，很多地方稻谷烂在田里。

不科学的深耕密植破坏了土质。

少数几个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如彭德怀将军，得罪了毛泽东，不免被罢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