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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他给我讲了件事，似乎想证实这点。

说的是他自己的初恋。

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就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会长得什么样？父亲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孩子呢？

1942年，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学生，他迷恋一位女同学，爱她爱得神魂颠倒。

起先父亲怎么也不肯透露这位女子的姓名，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

（在这我姑且把她称作丁香，当然这非其本名。

）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家不够有钱（虽然她的父亲还是一位银行的经理）。

这对恋人却压根儿没把老头放在眼里，他们不久先后离开北京，几个月后他们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会了面。

在那儿他们进入华北联大成了同学，并在此时订了婚，领导和同学都祝贺他们。

就在婚期临近时，父亲却调去了延安，丁香则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

之后这一对恋人失去了联系。

3年中，父亲无从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

因为个人生活必须服从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父亲也无话可说。

终于到了1946年，父亲有机会作为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返回北京。

在那儿他见到一位老朋友，说起她参加过一场婚礼，新娘的举止颇为怪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整个婚礼反复折腾，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纷纷告辞。

这位朋友觉得新娘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说着说着，父亲发觉她说的这位怪异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

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一脑子全是问题。

几天时间里，他茶饭无思，夜难成寐。

最后他决定去见她，当面问个明白。

他们真的见了面。

丁香告诉父亲，她嫁的人是一位地下党的负责人。

始而她是他的助手，继而她受委派照顾他的生活，终而她被迫说服了，同意与他结婚。

领导一再强调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党组织的希望，作为党员，她应该把“党的事业置于私人情感之上云云。

但婚后她发现不管如何尝试，她仍没法爱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年纪比她大很多，文化水平也不高。

她婚后一直郁郁不乐，她丈夫也被她搅得心绪不宁，看出丁香对父亲始终不曾忘怀。

最后丁香要父亲原谅她，他确实也这么做了。

此后，他再也没见过她，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也有她的住址。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些领导是多么虚伪，多么自私！

你早在40年代就有了切身体会，居然成天对我说党永远是正确的，我必须事事听党的话！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实话告诉我？却让我独自在暗中摸索，四处碰壁，心虚胆寒，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因为我不想让你倒霉。

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郑板桥说什么来着？‘难得糊涂’，这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

另外，当然了，我自己也不想因为你而倒霉，如果我对你说我早就对这场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尽管我们怀着良好愿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到头来我们只成就了一所坚如磐石的大型监狱。

如果我在60年代当你还是个激进的红卫兵时对你说这些话，你会作何反应？你难道不会举报揭发我？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内心又会怎样？我不愿让你生活在心灵的重重矛盾中！”

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这点。

1967年，他即便没有对我说这些，我的思绪已经混乱不堪。

他若真的和盘托出，我难免不变成另一个张黑黑。

其实我和父亲在1973年谈的这番感想，我们都不敢在母亲的面前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