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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大败局2》

作品相关　自序：关于“中国式失败”

的思考（1）

“企业兴盛或衰落、股市繁荣或崩溃、战争与经济萧条，一切都周而复始，但它们似乎总是在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来临。”

——彼得·伯恩斯坦《风险》

在《大败局》出版6年之后，我决意写作《大败局Ⅱ》。

在这个被英特尔公司的传奇拯救者安德鲁·格鲁夫称为“10倍数变革”

的数字化年代，6年已足以让一个商业帝国崛起，而我只不过又写了9个企业的兴衰史——我甚至还不能像6年前那样写出10个。

本书所记录的败局均发生在2000年到2007年之间，将它们与《大败局》中的失败案例合在一起来阅读，你将可以看到过去10年里发生在中国商业界的众多兴衰往事。

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中，成功永远是偶然和幸运的，而失败则无所不在。

商业，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关于幸存者的游戏；对企业家来说，失败则是职业生涯的一部分。

这是一件让人遗憾、但不可耻的事情，失败往往伴随着伟大的创新和冒险。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燃烧在企业家内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地颠覆着陈旧的秩序，掀起并发动了商业上的巨浪与革命。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寻中国企业的失败基因。

现在，我称之为“中国式失败”

。

“中国式失败”

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才能成功，这造成很多企业不时运行于灰色的中间地带，企业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

正如财经专栏作家覃里雯所描述的：“这是一片正在被驯服的莽林，光线正在透入，但是很多地方依然被高大的林木遮蔽，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子宫，政策的变化依然可以随时摧毁民营企业家脆弱的、积攒多年的心血与精力。”

与此同时，这还是一个有“资本身份”

的环境。

跟几乎所有发达的商业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国有资本集团，它们构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本支柱力量，对这部分资本的变革、壮大和保护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主要的方针和使命之一。

与其相伴随的是，国际资本在中国一直受到税收等多个方面的优待，而萌芽于民间的民营资本力量则在成长的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三大资本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博弈，构成了所有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因。

很显然，对于处在竞争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必须学着去警惕及防范纯商业思维之外的种种风险。

这种环境分析能力及所需要的应对智慧，并不是西方管理学抑或欧美大牌商学院教授所能够传授的。

“中国式失败”

之一：政商博弈的败局

如果说6年前出版的《大败局》中讲述的大多是经营性败局的话，那么，在《大败局Ⅱ》中则有不少政商博弈的失败案例。

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更为鲜明和独特的中国式特征。

在本书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政商博弈的景象：

——产权明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

从1998年起，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