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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代表虽然能拿到一定份额的围标费，但毕竟浪费了几天的时间与精力，而且围标费大多被用在吃喝玩乐上。

支付了围标费的承包人在实施中标工程之时，会偷工减料，赚回围标费。

这也是官厅工程多见豆腐渣工程的一大原因。

尤其是多家公司竞争同一项工程的承包权时，围标费的金额就会被抬高。

巨额围标费必须从工程的利润中赚回，产生豆腐渣工程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倘若指定承包人能知道官厅工程的预算金额，就能获取更多的利润（能够用最接近预算金额的价格中标），所以公司会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打听预算上。

官厅当局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估价，制定预算，但每次在竞标前一天，消息必定会通过某种途径外泄，而透露消息的人会收到巨额酬金。

换句话说，大部分围标在进行之前，需要通过间谍打听到官厅工程的当局的预算，此类行为也导致企业在围标之前浪费了巨额资金——给间谍的报酬。

当几家大型企业同时成为指定承包人时，强有力的负责人便会关照受自己支配的各家公司，决定工程承包顺序。

若是大规模的工程，还会强制分配各个承包区。

前一种情况下，公司虽然需要支付围标费，但费用不会被哄抬到太高，中标者的负担也比较小。

没有围标负责人支持的公司则永远都无法中标。

以上为围标的大致情况。

如果前述的围标负责人与官厅当局的干部有所联系，能够事先得知当局的工程预算，他对建筑公司的影响力将会是无法撼动的。

本事件中的巨势堂明（65岁）就属于这种情况。

巨势堂明曾任内务官僚，二战时曾赴马来西亚担任司政官。

他从当地的驻屯部队中挑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学徒兵（陆军少尉或见习士官），百般关照。

他认定这群学徒兵在战争结束之后若是进入政府官厅，将来定会成为高官。

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决心在学徒兵身上投资，实现自己的远大计划。

事实也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二战期间受过他恩惠的东大学徒兵们在这几年里纷纷当上大藏省、建设省、自治省等各大省厅的局长、参事官和部长。

六年前，巨势堂明创办由建筑公司组成的南苑会，将事务所设在东京丸内神邦大楼内的“东明经济研究所”

中，自己任所长。

他在东京其他地方还有数个号称“××会”

的组织，他利用自己与政府官厅高官之间的关系，从事各界围标负责人的工作。

南苑会事务所中只有一位秘书性质的员工，名叫泽田美代子（案发时31岁）。

她也是巨势的情妇，运用事务所中的一部电话进行各种联系。

本案的共犯宫村彰子（28岁）则是巨势手下的房产公司组织龙水会（港区芝门前町宫井大楼内）的联络员，她也是巨势的情妇。

参议院议员高尾雄尔是巨势堂明在马来西亚时结识的至交好友，他是执政党政务审查会路线工作组干事，能够对建筑省产生巨大影响。

巨势也利用了高尾的权力。

巨势堂明的做法如下：

他创立南苑会，成为建筑公司和各省官员（尤其是大藏省官员）之间的中间人，为公共事业的订单谋取方便。

大藏省是审核各省预算的机关，所以各省的事业计划在制定之初就会上报大藏省的官僚。

在巨势的司政官时代受过他恩惠的高级官僚会将官厅工程预算的范围透露给他，他再根据这些情况接近相关官厅的官员。

那些官员有的是巨势司政官时代的“得意门生”

，有的虽不是，但公共事业的建筑工程大多与执政党的路线工作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受建设省的管辖。

而巨势堂明身兼围标“负责人”

与“间谍”

这两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