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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外国文学（第2页）

他对我大加赞誉，在一次作文的评语中，他写道，我同另一个同级王峻岭（后来入北大数学系）是全班、全校之冠。

这对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来说，更是极大的鼓励。

从那以后，虽然我思想还有过波动，也只能算是小插曲。

我学习文学，其中当然也有外国文学的决心，就算是确定下来了。

在这时期，我曾从日本东京丸善书店订购过几本外国文学的书。

其中一本是英国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说。

我曾着手翻译过其中的一篇，似乎没有译完。

当时一本洋书值几块大洋，够我一个月的饭钱。

我节衣缩食，存下几块钱，写信到日本去订书，书到了，又要跋涉十几里路到商埠去“代金引换”

。

看到新书，有如贾宝玉得到通灵宝玉，心中的愉快，无法形容。

总之，我的兴趣已经确定，这也就确定了我以后学习和研究的方向。

考上清华以后，在选择系科的时候，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我曾经一阵心血来潮，想改学数学或者经济。

要知道我高中读的是文科，几乎没有学过数学。

入学考试数学分数不到十分。

这样的成绩想学数学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愿望当然落空。

一度冲动之后，我的心情立即平静下来：还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学外国文学吧。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实际上是以英国文学为主，教授，不管是哪一国人，都用英语讲授。

但是又有一个古怪的规定：学习英、德、法三种语言中任何一种，从一年级学到四年级，就叫什么语的专门化。

德文和法文从字母学起，而大一的英文一上来就念J.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可见英文的专门化同法文和德文的专门化，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四年的课程有文艺复兴文学、中世纪文学、现代长篇小说、莎士比亚、欧洲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英国浪漫诗人、中古英文、文学批评等等。

教大一英文的是叶公超，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

教大二的是毕莲（MissBille），教现代长篇小说的是吴可读（英国人），教东西诗之比较的是吴宓，教中世纪文学的是吴可读，教文艺复兴文学的是温特（Winter），教欧洲文学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教法文的是Holland小姐，教德文的是杨丙辰、艾克（Ecke）、石坦安（vondeaSteinen）。

这些外国教授的水平都不怎么样，看来都不是正途出身，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

费了四年的时间，收获甚微。

我还选了一些其他的课，像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自清的陶渊明诗等等，也曾旁听过郑振铎和谢冰心的课。

这些课程水平都高，至今让我忆念难忘的还是这一些课程，而不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些“正课”

。

从上面的选课中可以看出，我在清华大学四年，兴趣是相当广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几乎都涉及到了。

我是德文专门化的学生，从大一德文，一直念到大四德文，最后写论文还是用英文，题目是“TheEarlyPoemsofHold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