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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部分（第2页）

以人对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

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民心潮流，便是顺应天命！

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入有德无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时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

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

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

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

秦人历史上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

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统一天下的预言。

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

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代人浴血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

魏国如何？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

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而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命。

列位看官留意，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国。

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

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

。

《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

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

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

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

；见贤不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

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若脱鞋然”

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

当此之时，“急贤”

自然是求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

。

《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

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

也就说，国家要强盛，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则，这个国家便会很脆弱（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