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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部分（第3页）

再说燕国的对赵之迂。

整个战国时代，燕国邦交的焦点大多是对赵事端。

也就是说，除了燕昭王对齐国复仇时期，燕国的邦交轴心始终是对赵之战。

燕国纠缠挑衅赵国之危害。

几乎当时所有在燕国的有识之士都剖析过反对过。

但是，燕国的对赵挑衅却始终没有改变，这实在也是燕国历史的最大谜团之一。

邦交大师苏秦最先提出了燕国对赵之错误，其后，苏代也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的寓言故事再度强调燕国对赵之错误。

应该说，苏氏兄弟时期，燕国君主还是有所克制的，几次燕赵之战都因听从劝谏而避免，燕国地位因此而改善。

可是，燕惠王之后，燕国对赵方略又回到了老路。

没有任何理论理念支撑，就是死死咬住赵国不放。

整个燕王喜时期，燕国政局的全部核心就是挑衅赵国。

昌国君乐闲反对过，为此被迫逃离燕国。

大夫将渠反对过，被燕王一脚踢翻。

燕国只有一个名臣支持了燕国攻赵，这就是晚年的剧辛，结果是剧辛在战场被赵军杀死。

若非赵国晚期是昏君赵迁在位，只怕名将李牧早灭了燕国。

历史形成的基本谜团，其根源往往在于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当事者的思维方式。

分明是害大于利，燕国还是要对赵国长期作战，为什么？

具体原因固然复杂多样，譬如秦国间离燕赵，暗中支持燕国与赵国为敌，从而达到削弱强大赵国的目的，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历史逻辑展现出的根源却只有一条：燕国以天子号老贵族自居，对这个后来崛起的强大邻国抱有强烈的嫉妒与蔑视，必欲使其陷于困境而后快。

只能说，这是王道迂政之风在最后的变形而已。

王道政治传统，曾经在秦国也有深厚的根基，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秦穆公之世任用百里奚治国，使秦国成为春秋霸主之一。

由此，王道治国在秦国成为不能违背的传统。

直到秦孝公的《求贤令》，依然遵奉秦穆公，明确表示要“修穆公之政令”

。

《商君书·更法》记载的秦国关于变法决策的论战，当时的执政大臣甘龙、杜挚反对的立足点很明确，就是维护秦国传统：“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

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

另一反对派大臣杜挚则云：“利不百，不变法。

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君其图之！”

两派激烈争论，都没有涉及变法之具体内容，而都紧紧扣着一个中心——如何对待本国的政治传统？成法该不该变？商鞅的两次反驳很犀利，很深刻。

商鞅反驳甘龙云：“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