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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3页）

不论是保守党年会还是保守党中央总部的设备，都可能经受不住。

同时，在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继续进行着关于成立欧洲民主联盟的讨论。

我力图说服对此不太热心的政党，它们的国家具有联合政府的传统，政治原则模糊不清，因此担心被看成右派。

1976年12月我出访海牙去同荷兰政治家们进行会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对个人来说具有较长期重要意义的时机，因为在这次出访中我第一次会见了鲁德·卢伯斯，他是当时的经济部长，后来成为首相，我同他在后来的岁月中建立起一种相互有益的友谊关系。

在那里我还向英国贸易商会发表讲话说：

我急切地希望……共同体内思想相同的政党之间有更加密切的合作，我当然知道历史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不过，我确信在我们检查我们的政策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在开始时所料想的大得多。

1977年6月我去罗马作了一次短暂访问。

在这次访问中也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接触与讨论，特别是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赫赫有名的长者阿明托雷·范范尼教授、还有意大利最聪明有效的财政部长之一菲利波·潘多尔菲的接触与讨论。

我的访问以与罗马教皇保罗六世的一次私人会见结束，这是我的第一次梵蒂冈经历。

这些会见始终是严格和私下会见。

我同教皇六世以及后来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讨论了北爱尔兰问题；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教皇在我看来始终是个天意，另外，我同他还讨论了共产主义的非宗教性质以及它向基督教政治家提出的挑战问题。

在这次访问的公开讲话中我要求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参加到新生的欧洲民主联盟中来：我承认“保守”

一词在意大利具有不同的轻蔑涵义，但我敦促我的东道主们考虑我们的政策相似这一现实。

我亲自对阿尔多·莫罗这位当时的基督教民主党领袖谈了这一论点。

他是个处世超然的学者式的人物，在他的党内属于左派，我觉得他对我的讲话并不怎么赞同。

哎呀，可悲的是，没有机会再讨论这一问题了，因为不到一年时间莫罗先生就遭到绑架并被谋杀了。

回想起来，我现在能够领会，意大利人认为他们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很不相同，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天主教的社会学说在不存在强大的世俗的中间偏右政治传统的社会里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框架，这种框架也适用于新教徒。

问题是，作为一种生活观点，无论这一学说有多少优点，它本身并不足以为20世纪后期所需要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提供思想基础。

就经济政策而言这一点尤其如此。

从地地道道的自由企业到“总体主义”

的任何思想都能用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语言来乔装打扮。

有些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采用自由市场词藻（如果说并非一贯采取自由市场政策的话）来弥补这些不足，他们至少已经在这方面走了部分路程。

其他政党，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人，则已全部走完了这一路程。

基督教民主主义已经表明，它无法说明冷战后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国家和超国家机构之间的长期关系。

我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个别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可能会博得我们多少尊敬并值得我们支持，保守党人从他们那里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

总之，来自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冰岛、挪威、葡萄牙、瑞典和英国的基督教民主政党和保守主义政党还是一致同意成立欧洲民主联盟。

我出席了19——78年4月在萨尔茨堡的成立大会。

出席大会的其他政党领袖有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领袖，他在赫尔。

科尔于1976年10月的选举中以微弱少数失败后，成为德国右翼的总理候选人。

他们两人之间的悬殊差别使我很感兴趣。

两个人都身体魁伟，很有德国人特色。

但斯特劳斯先生是个生性活泼的知识分子，十分机智，是个有造诣的雄辩家。

他缺乏赫尔穆特·科尔的谨慎，在与赫尔穆特·施密特竞争时，他的感情冲动和并不完全名副其实的极端主义名声后来使他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