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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1页）

我在“周末世界”

发表采访讲话以及得到的强烈支持，与吉姆·卡拉汉从瓜德罗普首脑会议回来3天后的讲话反应，形成明显对照。

他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出国本身对政治具有毁坏作用，加深了人们对政府在罢工面前处于瘫痪状态的印象。

新闻界关于首脑会议的报道对他没有帮助，首相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坐在加勒比海的阳光下，穿着都很随便，这幅景象与国内的事件形成危险的对比。

但是最终的灾难还是他飞抵希思罗机场时留给新闻界的印象。

尽管他没有使用这样的措辞——“危机？什么危机？”

——这个神话忠实地反映了他缩小事态的企图。

他的从容不迫和干练的形象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我后来回想为什么吉姆·卡拉汉这位最精明的政治家竟然跌入这一错误。

无疑这部分是由于横渡大西洋的飞行使他疲惫不堪。

这使我吸取一个永远铭记在心的教训：长时间出国或长途旅行回国抵达后，不要发表公开言论。

但是，他的失误还有更深刻的根源。

的确，我一直认为这是某种报应。

吉姆·卡拉汉把他的整个政治事业建立在与主会领袖结盟的基础上。

对他来说这一直是个取胜的公式，如果说对国家并非如此的活。

现在再也无法安抚工会了，但他的口袋里没有其他政策。

只有这个解释才能说明他为什么被危机压倒）在危机面前作出无能为力的反应。

政府甚至不能作出宣布紧急状态的决定。

我担任特德·希思政府内阁成员时曾经看到，宣布紧急状态的做法，效果可能是非常有限的。

政府的另一种选择是设法与工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限制纠察队的影响，但这显然是徒劳的。

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呢？1月15日议会将复会。

我写信给首相，要求就产业形势发表一项完整的声明并进行辩论。

我们已经在1月17日星期三党的政治广播里安排了节目，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

我为辩论准备的讲话也许是我在下议院露面作的最为详尽的准备了。

几个月之前，我曾让别人为在不信任投票的辩论中发言准备了一个发言稿：这个发言稿不成功，此后我下决心，重要场合的发言不再借他人之手。

而且我不需要写成全文的稿子，我用提纲发言效果更好。

我准备发言稿，就像是列纳税清单，估计我的财源，用色笔标出来，起草几页手写的发言提纲，在发言台前只要我瞥一眼，它就可以提示我发言的框架。

前座和后座议员同事们也来帮助我，有的提供他们选区的情况，有的从法律角度给予帮助，特别是伊恩·琅西瓦尔和利昂·布里顿。

受到影响的公司发来传真，报告他们的最新消息；英国工业联合会每天送来新闻摘要；丹尼斯把每天听到的大量消息告诉我；我们大家都仔细阅读报纸。

我最初的想法是，从反对党的角度作一个猛力抨击，但基本上又是传统式的发言一敲打政府，　要求它改变道路。

但1月13…14日在斯科特尼度周末期间和星期一回到伦敦后，几个人敦促我采取另外一种思路。

波得·厄特利和彼得·桑尼克罗福特写信给我，建议如果政府准备修改立法，打破工会堡垒，我在发言中可以表示支持。

罗尼·米勒和克赖斯·帕顿正在准备党的政治广播发言稿，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

我自己的直接想法是避免提出合作，这有儿条原因。

首先，与我的具有联合思想的同事们不同，我相信反对党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持反对态度。

我们与政府的思路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人相信我们的想法是可取的。

其次，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我们是想要政府接受我们表示的合作愿望呢，还是想要政府拒绝我们的表示。

在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前表示合作的愿望是危险的。

很可能，涉及问题核心的任何东西，吉姆·卡拉汉的政府都不会或者说不能接受。

因此，为了使我们的表示具有可相信的诚意，我们关于改革措施的目标要求需要定得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