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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墓道前的沉吟（第1页）

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来的“慈母”

、“三春晖”

，再文雅点的说“萱堂”

、“令慈”

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

她有时也“手中线”

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

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没有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

，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里喀喳组合着“对”

起来，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

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

1949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

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

能打枪、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

也打儿子。

因为我的淘气调皮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调教；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的“臭”

，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拖着拉着……夹着我杀猪样的尖声号哭，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

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是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了，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妈妈。

记得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

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就装进袋里。

我当时四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就捡起来，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

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

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来，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开了抽屉，说：“妈！

我捡的，你吃！”

母亲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

“树上掉的，我捡的……”

“掉了你就敢捡？”

“他们（别的小孩）都捡，我也捡！”

“你还嘴硬！”

……于是便开打。

我的绝不认错似乎更激怒了她，从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着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

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的……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声惊动了所有的“公安”

，拉着劝着才罢了手。

但我现在一闭眼还能看见她的泪花。

许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还没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财主的院子。

梨，也怕是故意掉落下来的。

地处伏牛山腰里这个小县城四匝全被土匪包围，而城里的“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