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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历代史官以“实录”

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

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

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

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记录，再替它修整成史。

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

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

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前人。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

。

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

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

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毁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

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

，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

，十分地无私。

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

，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有见于部分四川震灾灾民群聚法院，打算状告政府忽视学校建筑工程，导致子女魂断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

他劝告这批捧着遇难子女遗照的家长应该先让政府全力救灾，整顿好堰塞湖的危机与人口流动的问题，不要急着在这一刻诉苦申冤。

余先生还动之以“大局”

之情，他说：“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他又呼吁团结，因为“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

，要是“横生枝节”

的话，“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刻惹起一片争议。

我想余先生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独立文人的位置，袭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灾大局观”

。

根据这种观点，灾难当前，全国人民应以大局为重，有任何质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暂时不提），以免阻扰救灾。

问题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人从来没有解释过“异议”

到底怎么阻缓了救灾，难道有人怀疑地震预警没做好，军警搬石头的手脚就会慢了下来吗？难道有人要监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会幸存的灾民？最奇特的一点是这些论者似乎以为整个政府乃至于全国十三亿人都在忙着防洪，所以大家要“团结”

，千万别分心。

例如这批家长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诉，余先生为什么会觉得这叫做不识大体呢？莫非连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导堰塞湖，所以没空接受状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