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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奖答谢词（第1页）

——.兼道德化思考

（1946年）

衷心感谢通知我获得歌德奖的贺函。

接到这封贺函，感觉和思想上的矛盾，我简直难以表达其万一。

我请求朋友们读到我的谢词时多加宽容。

我接受这一荣誉，你们中一定有人会奇怪，甚至感到不快，事实上，我最初的纯直觉反应也是：不接受。

除了这直觉的反应，我还有一些考虑，诸如：对一个本已精疲力竭的老人来说，这意味着负担明显加重。

再就是，这可能给人以我与官方德国和解的印象。

事实上，我经历了这个国家的再次破产，我毕生的作品托付给了它却遭它毁弃，从这样一个国家以接受这样一个奖的形式来作为补偿，作为让步的和解，本来就于理不通，于情有乖。

不，在激动之初，我对自己说，即使我宽大为怀，我理应期待德国并要求它的是：为我在戈培尔和罗森伯格时代所受的屈辱恢复名誉；重新出版我的作品，或至少出版一部分；以金钱和面包的方式作为我工作的酬劳还给我。

我完全有这份单纯的权利。

可是，有权力这么做的德国已不存在了。

而我和这个难以看透的、庞大的、乖戾的民族的关系，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那样的错综复杂，那样的不平不顺，有说不清的恩恩怨怨，也不乏争端。

在我对要不要领奖还未作出决定之前，从德国又来了一大堆辱骂信，我觉得，这些信倒是贴切不过地反映出我和德国这个民族的关系，它的语言是我现实生活的凭借，也是我精神的家园，而我自1914年以来一直注视着它在世界上的政治行径，越来越加反对，对此我也作出了够多的评论。

但是，在这些最初的想法尚未真正进入意识的时候，相反的意见也冒出来了。

这一荣誉并非由那个已不存在的德国颁发给我，而是由法兰克福这个富有民主传统和犹太文化的可爱的老城市发给我的，这个城市自从保罗教堂会议以后深为霍恩措伦王朝所痛恨；而选中我的委员会，其成员历经希特勒时代艰巨的考验，他们不但正派，还是真正有勇气的人物，他们一定也知道，推选我为得奖人，将会再次得罪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那个目前被打败但绝非已经消失的阶层，也就是写辱骂信给我的那些人。

如果接受奖项意味着得到物质利益，那么我当然就不该接受。

不过，事情并非如此，奖金将留在德国，作为捐赠之用。

对于我们，奖项与荣誉和年轻时不一样。

在得主看来，它们既不是喜事与盛事，也不是他的某种劳绩。

它们是人们称之为声名的，一种复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充满误解的现象的一小部分。

它是什么，我们就应该把它当做什么去接受，它毋宁是官方世界在面对非官方成就时聊以自解的一种尝试。

双方所表现的都是象征性的姿态，是应俗和礼貌的行为。

这一奖项以歌德的名字命名，得奖者从一开始便感到不配与他相提并论。

这之前的大多数得奖者肯定也与我有同感。

我们这些无寄托时代的孩子，既不能与作为诗人的歌德，也不能与作为人的歌德相比。

虽然这样，我想起歌德关于德国人性格的一些言论时，还是会会心一笑，有时我会想，假若歌德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那么他会或多或少同意我对两大时代病的诊断的。

我认为，我们人类之所以会落到今天这一地步，全拜这两种精神病所赐：一是技术狂，一是民族主义狂。

这两样东西决定了今日世界的面貌及其自我意识，赐予我们两次世界大战及伴之而来的后果，在它们肆虐完毕之前，类似的后果还会出现。

抵抗这两种世界病是今天全世界思想界最主要的任务，也是思想界存在的理由。

我一生为此服务，我的力量就像是江河里的一小股波浪。

道德问题，我就谈这么多。

对我们年老的人而言，特别当我们过得不好的时候，世界主要是个道德现象，是个道德问题。

它的面目时而狰狞，时而恐怖。

但是，对于孩子，对于献身于神的虔诚的人，对于诗人和智者，世界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世界有千百种面孔，其中包括极为可爱的。

如果今天我使用了一点老年人惯常用的权利来大谈道德，那么让我们不要忘记，明天或后天，不管是生是死，我定又将会是诗人、虔诚者、孩子，而世界和世界历史对我将不再是道德问题，而会重又是永恒的神性舞台和画册。

而我们病入膏肓的欧洲，当它完全放弃了领导和主动的角色时，或许又能够成为具有高度价值的概念，成为静静的蓄水池、高尚回忆的宝藏、灵魂的庇护所，我的朋友们和我至今借“东方净土”这个充满魔力的词所想表达的大致就是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