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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寓言（第2页）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捕鲸水手坐在随时会丧命的捕鲸小艇上，就像陆地上的人晚上坐在家中的火炉前一样安详自适，心中毫无畏惧。

麦尔维尔的意思是，海上随时随地会出现的巨大风险需要水手们拿出最大的勇气与之周旋，与这种风险的残酷程度以及水手们无所畏惧的内心相比，陆地上的忧郁症如果不是被彻底遗忘，那么就是不治而愈了。

如果作者把这样一种观念贯彻到底，那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亚哈船长怎么办？

我们如果将亚哈也视为一名忧郁症患者，由于他病得十分严重（小说中多次写到他的强迫症心理，歇斯底里以及疯狂的征兆），即便海洋能够治愈他这名“超级病人”

，那么治愈的过程也许就是彻底毁灭的过程（小说中所提供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麦尔维尔本人对亚哈的态度是意味深长的。

他一方面对亚哈不向命运屈服的勇气给予了最大程度的赞美，同时又把亚哈的行为称之为不折不扣的疯狂。

更为重要的是亚哈身上的伟大情操在麦尔维尔看来，实际上就是一种伟大的病症而已，他进而认为，人类一切的伟大性都不过是病症的表面形式。

这种矛盾的认识在《白鲸》中随处可见。

既然麦尔维尔那么热衷于浪漫主义的冒险，并认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历险，那么这种“历险”

维持在何种程度上才不至于“陷入疯狂”

呢？在洛克的经验主义和康德的超验主义之间，究竟应当如何维持平衡呢？

在《白鲸》众多的人物中，以实玛利自始至终是一个旁观者。

自从“裴廓德号”

启碇到它的最终沉没，将疯子和诗人的角色兼为一身的亚哈和以斯达巴克为代表的水手之间的争执一直没有平息过。

亚哈显然是大海的精灵，与莫比-迪克一样，彼此成为真正的对手（亚哈四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在岸上的时间还不足三年），而斯达巴克和大部分水手只是为了分得捕鲸的利润才出海冒险的，他们既勇敢、热情，又本分、理智，他们卷进追击莫比-迪克的行程之中，带有被迫的性质。

斯达巴克在大船即将沉没的前夕，依然徒劳无益地向着桅顶的索套手哀叹：“桅顶的人呀！

可看到丘冈上我那孩子的手么！”

他们就像在暴风雪中行走的旅人一样，遥远家乡木屋中温暖的炉火从未熄灭。

在这两种力量旷日持久的对峙之中，以实玛利的态度是晦暗不清的：他既不参与争论，亦不发表见解，只是记录下了他们的情感与理性之间较量的全过程。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麦尔维尔深刻的犹疑和内心的困惑。

正是这种犹疑和困惑，使我们可以大致整理出海洋在麦尔维尔复杂的认知和想象中所扮演的三种角色，或者说承担的三种功能。

首先，海洋是作为一个古老的、充满浪漫的梦想的替代物而出现的，以实玛利就是抱着这样一个想当然的信念扑入它的怀抱的，大海的漫无际涯，它的力量、神秘，它的激情也许还有它的简单恰如其分地成为一个象征物。

麦尔维尔不止一次地宣称：海洋是一个富有激情和浪漫幻想、为陆地生活的枯燥乏味所围困的年轻人最好的去处。

每当以实玛利为海面上壮观的景色所吸引，轻快的诗意便会沉渣泛起，在这个方面，海洋是作为陆地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意味着浪漫、诗情和幻想。

其次，海洋是陆地的延伸物。

很显然，在十九世纪中叶，带有殖民主义征服色彩、充满商业捕鲸船的大海已不再是人类梦想适当的托寄之所，它的组织形式与体制与大陆毫无二致。

但至少在麦尔维尔看来，由于大海的简单、真实、充满凶险，它更适合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场所，用于书写人与自然、人与命运抗争的寓言。

最后，海洋还是一只“无法抗拒而眼不能见的大手”

，一个对人类施以暴行、使人类最为愤怒、没有形体的庞然大物。

《白鲸》中的人物，其名字大多直接来源于《圣经》，似乎“裴廓德号”

是另一艘“挪亚方舟”

，航行于上帝的国度，只不过它最终沉没了，从中可以看出麦尔维尔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色彩。

在这里，海洋如果不是上帝，那也一定是人与上帝展开对话的理想场所；莫比－迪克如果不是上帝的化身，也一定是上帝充满警示与启迪的神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