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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3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者高尔斯华绥认为安娜之死是作者的败笔，是不真实的。

从小说本身所展现的事实来看，这一见解是说不通的。

安娜与渥伦斯基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足以毁灭他们的程度，其次，假如这种爱情意味着“获救”

和“幸福”

，那么承受这种压力就是应有之义。

至少，对于女主人公安娜来说，她在与渥伦斯基结合的过程中，她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摒弃，也不是遗弃谢辽莎的后果，而是她不知道爱情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值。

由此，安娜进入了嫉妒——怀疑——安慰——怀疑——嫉妒的怪圈，并最终导致了厌倦。

由此可见，安娜的死是由于厌倦，她的自杀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

厌倦压迫着她，使她在任何时候都会采取自杀这一步骤，尽管安娜本人并非完全了解这一点。

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娜的自杀带有那么一点灵机一动的神秘色彩——她去车站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去等候渥伦斯基。

火车进站的鸣叫使她突然想到了死，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

她当时表现得异常“清醒”

，她甚至感到自己手提包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又从容地解开了它，但这种清醒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迷惘。

在这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安娜想惩罚他的情人，想让自己的死使对方感到悔恨。

她动用了属于她的最后一点资源。

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安娜的死是“注定”

的，也就是说，作者托尔斯泰早就将她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因为托尔斯泰对激情导致的后果已作了预先的设定，他不相信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婚姻爱情形式有多大的前途。

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车站月台上的第一次见面，宿命的阴影已经将两人笼罩于其中了。

我们再来看看列文与吉提。

这对恋人虽然历经波折与坎坷，最后终于成了眷属。

较之安娜和渥伦斯基，他们之间的爱情更符合托尔斯泰的理想。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彼埃尔、娜塔莎的三角关系被一分为二；安德列与娜塔莎之间的充满激情的爱情在安娜与渥伦斯基身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而彼埃尔与娜塔莎宗教气息很浓的婚姻则在列文与吉提身上再一次被重写。

列文与吉提的重归于好被托尔斯泰赋予了天堂般的温馨。

像彼埃尔一样，列文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的“猜字游戏”

式的求爱过程更像是一次赌博，不过他成了赢家。

列文的求婚被接受之后，困扰着他的所有障碍仿佛在顷刻之间被瓦解了。

托尔斯泰写道：“他（列文）必要的时候可以飞上天，或是举起房子的一角来。”

由于有了梦寐以求的爱情，他一度深恶痛绝的沙龙聚会不再令人感到无聊，他甚至感到自己承受不住幸福的晕眩，迫不及待地与茶房彻夜长谈，婚姻的枷锁在列文那里也成了逃避自由的绝妙借口，尽管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打猎的爱好，但他为自己失去了自由而欣喜若狂：幸福就是妻子不让列文去猎熊，列文感到高兴，爱，不仅是征服了他，而且是整个地将他吞没了。

“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我的自由的心情。”

“我高兴的正是失去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