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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体（第2页）

有人曾针对这个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在讲述这个故事呢？是作者吗？作者的语调为什么那么不容置疑？他为什么会无所不知？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小说读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坚定、明确、无所不知的语调显示出作者凌驾于故事、读者之上，当属没有疑问。

而且这种口吻尚未完全摆脱口头故事的讲述形式。

如果有人针对《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谁在讲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们”

：讲述者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我们看到了”

：而且叙事者在“看到”

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

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样一来，作者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到事件的现场，相对于巴尔扎克，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艺儿，可在当时，福楼拜所跨出的这一小步，其意义却不同寻常。

而且我认为福楼拜在文体上的贡献当然不只是人称的变化。

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一种完全不同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叙事方式真正确立了起来，在福楼拜的笔下，以往全知的叙事视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无所不知的立场，模仿上帝的口吻说话，不会随时从叙事中“现身”

，对作品的人物、主题展开评述，提供意义；不再拥有将自己的思想和倾向强加给读者的特权。

福楼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小说，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

他要求叙事排除一切的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让事实展现它自己。

他认为作者的意图和倾向，如果让读者模模糊糊地感觉和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不应有一点点作者观念的痕迹。

正如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的那样，福楼拜总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隐藏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

。

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也曾这样写道：“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

法国学者布吕纳曾敏锐地指出，“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

我们从后来的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叙事理论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福楼拜的声音。

如果说欧洲小说文体变革的历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样，被看成是作者的声音不断从作品中消退的历史，那么福楼拜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人物。

也许会有同学提出这样的观点：既然小说都是虚构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早就预先接受了小说的虚构性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作者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是客观化还是主观化的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更何况，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隐藏自己，并未完全放弃对读者的“引导”

，只不过这种“引导”

更为隐蔽。

更为机巧。

对一种修辞的放弃就必然意味着另一种修辞的确立，说到底，“客观化”

也只能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也很合理。

坦率地说，我也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理解福楼拜文体变革的意义的。

实际上，福楼拜将自己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显露”

；对叙事视角进行限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取更大的自由。

在全知视角的叙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公开进行的（在古老的说书的场合，听众甚至还可以直接向讲述者提问，或者进行讨论）：作者讲述，读者阅读。

但福楼拜不满足于这种公开的交流，因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

他更喜欢一种暗中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告诉读者自己的见解和倾向，而让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扩大了。

我不认为，福楼拜的客观化叙事完全放弃了自己“引导”

读者的权利。

因为从《包法利夫人》这个作品来看，作者本人的倾向、立场和意图仍然可以在阅读中被我们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