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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

一切群众组织，未经

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合结社不能自由。

……不自

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

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

同盟的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4。

“惯于长夜过春时”

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后，鲁迅立即招致一批“文探”

的攻击。

除了《民国日报》等官方传媒广为传播之外，一些党刊也有了强烈的反应，如《江苏党务周刊》，即谴责鲁迅等人的自由演讲，说是“反对党的专政”

，宣称在“以党治国的时代”

，“一切非党员的国民，也只有在党的自由之下才有自由，决没有到党外去再求自由的道理”

。

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记述过一段官方反应说：“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过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

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

为此，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

，而鲁迅，也确曾因为通缉的消息而一度离家避难。

为了争取自由而遭到政府的迫害，并没有使鲁迅屈服。

1930年3月21日，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到加入自由运动大同盟的事。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原来排名在下面的，后来在印成传单时怎么会升为第2名。

他说他是“本不知‘运动’的人”

，凡讲演的内容也都与同盟格格不入，却为此颇遭谤议。

只是，他并不以为意，表示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我要骗人》一文说的“自由早被剥夺”

，也指的此事。

至1936年，在给黄苹荪信中还说：“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

他甘愿承当此等不自由的命运，所以，当一贯保持着师生之谊的李秉中向他表示，可以通过高层关系为他解除通缉令之后，他竟与之断交了。

左联集合的是进步的文学青年，也可以说是反叛的青年知识分子。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在其关于知识分子的名著《理念人》中论述过这类知识分子，说：“大体上说，反叛就像个受苦受难的请愿团。

这些反叛者倾向于聚在一起，以便得到相互支持与增援，志同道合的反叛者的伙伴关系，支撑着从事斗争的疏离的知识分子。

这就是激进的政治宗派为那些摒弃他们时代主流观点的知识分子提供道德和感情支持的重要性……政治宗派经常表现出相当古怪的特征，但这是不足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