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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肖像（第3页）

但是特纳博士在思想上站稳了脚跟。

特纳的观点很明确，始终坚持走中间道路。

对一切事物的发展及其重要性，他都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

诚然，他有一些不足之处。

在文化领域，他并不总是站在战线的最前列。

但是他能及时赶上。

他总能及时赶上。

如果有时候他的估计有一些误差的活，他总会及时加以更正；如果他犯了错误，他会像个男子汉似的勇敢地把错误忘掉。

看着他的成长会令人备受鼓舞。

譬如说，1923年，他把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说成是“已经成为我们年轻知识分子的《圣经》，是一部污七八糟的百科全书”

；1925年，他更加宽容地把该书说成是“我们年轻知识分子的《圣经》，该书不同于那一本真正的《圣经》，在于它自始至终写得非常沉闷”

；1929年（瞧这个人！

），他把该书说成是“惊人的杰作，该书对我们年轻作家的影响超过了我们这一代中的任何其他作品”

；1933年，伍尔西法官宣布了那个著名的决议，允许在合众国内销售《尤利西斯》（决议收在占有《双周刊》整个头版上的一篇值得注意的编者评论之中），他把该书说成是“完整艺术性的一个辉煌证明……最伟大的一次胜利，它战胜了这个时代文学领域内一直受到严厉批评的各种顽固、褊狭的势力……”

同样地，当威廉·福克纳的一部早期作品刚一出版，特纳博士便发表了一篇编者评论，来阐明他对该作品的看法，标题为“低级趣味的派别”

。

他在文中写道：

既然脏话和腐败的言论几乎被使用殆尽，再在这方面花费气力只能使已经厌倦的读者失去兴趣。

人们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年轻作家逐渐对他们自己的畸形作品感到厌烦，转而将其才华运用在必要的实证基础上——我们敢于如此希望吗？——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的才华运用在正常生活中呢？

然而，几年之后，福克纳先生的《圣殿》出版的时候，博士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把作者同坡[1]进行一番比较之后，他认为“他沉思的想象力……他可怕的死亡意识……他那激起人恐惧和极端恐怖的创作力，没有一位同时代的作家能与之相提并论”

，他在评论结束时，含糊其词地告诉读者：“此人还能走得更远。”

情况就是这样，虽然特纳博士偶尔也会步调不一致，但是他总会在军士长发现问题之前纠正步伐。

此外，他一旦冲到前面，就会勇敢、令人激动地向读者宣布他的地位，就像在某个初见的、令人难忘的美洲大陆首次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海岸的那个瞬间，他自己站在船桅的瞭望台上高喊“啊！

陆地”

时一样。

这些作家都是博士更加大胆的发现；几位相对保守的追随者对他这样的大胆冒险行为感到不安；但是，他们用不着惊慌，因为博士在伸出脖子之前肯定已经安全地戴好了头盔：他对崭新、陌生的领域进行大胆出击之前，总会在两侧部署好防卫部队，始终把自己置于良好的保护之下。

在比较熟悉的领域，博士会采用大胆的、激励人心的方式，勇往直前。

他对乔伊斯、福克纳、艾略特和劳伦斯这类作家的赞扬往往会用稳妥的保留态度掩盖起来；甚至连德莱塞、刘易斯这类作家也给予了适度的抑制；在评价米莱、格拉斯哥、卡贝尔、内森、莫利这类作家时，他就会尽情发挥起来——用句俗话说，博士开始胡言乱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