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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第3页）

鄙见止此，窃愿与各界君子亟起图之。

……前电呈词，迫切简直，欲挽唐公之行，免其挫折，其与尊谓信使往还数四挽留之意正同一辙，不知起人惊疑者何在？美纵不文，审诸词意，并无不通。

讵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南北人士观念有所不同欤？……”

还有广东都督胡汉民和袁的往来电：

胡电：“统一党电，对于唐总理，诬以监守自盗，避责潜逃；对于同盟会宋、蔡诸公，诬以结党把持，意图构乱。

信口雌黄，任情丑诋，放纵卑劣，莫此为甚。

夫唐总理是否监守自盗之人，宋、蔡诸公有无构乱之事，应在大总统洞鉴之中，果有其事，请大总统布告天下，明正其罪；果无其事，请大总统严究廿五日之电所由来，还治以虚诬之罪，以为挟私败公者戒。

汉民对于唐、宋、蔡诸公绝非有所阿私，第以民国初立，群言淆乱，正贤者难进易退之秋，若复任此辈舞词播弄，贤才将更裹足，大局益复何赖？且唐总理由总统善任，诬总理无异亦诬总统。

此可忍，孰不可忍。

务请彻底惩治，以彰公道。

政党之分立，固不能不有政见之争，仍必以国利民福为归宿，若怀挟私见，捏造事实，是法律之罪人，岂复有政党之价值，当亦大总统所深恶痛绝也。”

袁复电：“近来会党名目，记不胜记，电文攻讦，百怪千奇，甚至以列名露面为荣，一予推求，便增价值，即鄙人亦常受各报界之丑诋。

只以民气方兴，不欲压制，然村妇骂詈，自诩其能，此等放纵之恶风，势同传染，长此不戢，民德何存？应彻究由来，以为挟私败公者戒。

已交内务部查明严禁矣。”

关于唐绍仪的去职，同盟会曾有下面二个重要电报，可以参考：

（一）北京中国同盟会本部6月23日致各支分部电：

“唐总理于（大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间人士不识真相，谣诼繁兴，人心颇为摇动。

实则唐自就职后，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郁郁不得志，屡欲求去。

其最近原因则因为王芝祥都督一事。

王被举时，唐在南方力荐于总统，请加任命，总统允其请，招王来京。

王至而总统又以他故派王赴宁整理军队。

唐以王既被公举，又系南产，任为直督可借以融洽南北感情，消除统一之障碍。

且在南方与本党要约在先，更难失信，坚拒不肯副署。

适王君（六月）十四日出京，唐见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

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点为晚近政客所难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观之，尤有莫大之关系。

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

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力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

总统之地位至巩固至尊严，除非常之事件外，对于参议院不负责任，惟国务员则常立于被指斥弹劾之地位。

《约法》既予以重大之责任，则其所以监督之者不可不严也。

副署之权若可放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器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

唐以主张《约法》上之特权之故，不惜以国务员之地位为保障之代价。

吾人闻之当如何崇仰效法。

至其始则委曲求全，继见事不可为，内断于衷，决然舍去，断绝葛藤，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色。

或以其身为总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续有关，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将一切事务部署就绪，次日为星期，例得休息。

总理虽为国民公仆非比囚徒，不能夺其行动之自由。

星期一为国务例会，恐不能到会有碍政务，即电公府呈请病假，于手续并无不合。

反对党吹毛求疵，百计中伤，倘吾党不察从而和之，适堕奸计，不得不详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