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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他曾写了一封信给新疆巡抚陶模，可见其心境：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

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言，至以购械购船悉为历禁。

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致益发不可收拾。

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急万分，更非平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大大地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可是中国人，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而自觉自强。

七、穷则求变

朝鲜的悲剧成全了袁世凯，甲午战后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诟责都集中在李鸿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凯身上；大家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是成功的。

实际上也是事实，袁在朝鲜12年，替朝鲜练新兵，安定朝鲜的乱局，重振清廷的声威，他的表现处处都显得他出人头地，高瞻远瞩。

73岁高龄的李鸿章也很看得起这个后辈，并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却受人攻击而对袁不好，相反地更赏识袁，处处提携袁，想培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就替袁世凯开辟了北洋之路的一条大道。

当时的北洋大臣实际是清廷中央的实力人物，李鸿章是那个时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

对袁来说，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采多姿，而且也得心应手。

当袁未拜命赴小站练兵时，他留在天津，有时也去北京，他利用这个短暂的闲暇，编写了一本兵书，当然不是他自己执笔。

中国的文人以“知兵”

才能达到出将入相的地步，自诸葛亮以至曾国藩、李鸿章，莫不是书生而统御雄兵。

袁世凯既然能为朝鲜练新兵，当然也可以撰兵书，他的这部兵书，现在已绝了版。

由于他的“兵书”

编成，于是他便俨然以“文武双全”

而见重于那个时代了。

甲午战后，举国已在求“变”

，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

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　，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

不过这些洋务派都因遭受到守旧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是旧势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势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旧派中他被赏识，不被排斥，而对于新兴的势力来说，他们看袁仍不失为一个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欢他。

在那个新旧蜕变的时代中，袁是骑墙派，正因为他的骑墙，使他成了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宠儿。

在黯淡的甲午战败后的清廷，最当务之急的，莫如重新整军经武了。

因此，就在《马关和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被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

不久他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这位曾在朝鲜督练新军的中年人，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

马关之耻，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变，一般社会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变的高潮。

如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　，著《校邠卢抗议》，主张对外不鄙视，不恐惧；对内选拔人才，注重舆论，废除八股，加强地方政治。

另有香港《循环日报》主笔鼓吹变法，赞美日本的制度，主张中国急须改变取士、练兵、学校、律例四种旧制。

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曾和孙中山先生谈过改革中华的抱负。

何启著《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新政始基》、《新政变过》、《新政安行》等书。

这位何启在英国留学十多年，后居香港创办雅丽氏（Alice）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

孙中山先生曾就读西医书院，起义时并曾得何启助力。

胡礼垣是和何启合作撰写上述各书，总称《新政真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