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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体（第1页）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

众所周知，欧洲的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化出来的。

也就是说，叙事诗中描述事件进程的部分被剥离出来，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说故事的体裁。

小说的诞生使诗歌失去了“叙事”

的天然权利，而较多地从事抒情。

然而，与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相比，小说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

它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与歧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我看来，小说的不成熟，除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暧昧，没有摆脱对于诗歌母体的依赖。

它自身特殊而严格的文体上的规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

早期小说的故事性倒是大大增强了，然而诗歌也可以讲故事，而且一度讲得很好，那么小说与叙事诗的差别究竟在哪儿？甚至就连小说艺术的评价尺度，也是从诗歌那里借用过来的。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话仍然是“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

“史诗”

的风范依旧是小说的最高评判标准。

这就好比说，在小说的园地里获得成就，却要到诗歌的国度去领受奖赏。

福楼拜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

，一部“最完美的小说”

，“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

。

波德莱尔、圣伯夫、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

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足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比肩的小说大师，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文体家。

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

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尤其是五十年代后的法国“新小说”

，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

新小说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对巴尔扎克式的“过时的”

写作方式展开彻底地批判和清算。

那么，《包法利夫人》在文体和叙事上究竟取得怎样不同凡响的成就，对于小说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大家知道，《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一小节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的。

从第二小节开始直至作品结束用的是第三人称。

这部作品的第一行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

“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在这里，“我们”

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它的意义非同一般。

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巴尔扎克的小说通常是如何开头的。

比如说：“路易·朗贝尔于一七九七年生于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所不起眼的制革厂”

（巴尔扎克《路易·朗贝尔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