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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告别青涩岁月（第2页）

曾国藩当然知道李鸿章攻苏州不能无水师助阵的实际情况，但是，安徽巡抚唐训方是湘军将领，正受命进攻苗沛霖，于公于私，他都要施以援手。

总统湘军水师的杨岳斌、彭玉麟，则是黄翼升的顶头上司，与唐的关系则又密近于李，故极力支持调派黄翼升北上。

朝命、军令、交情，三者合力之下，黄翼升一军没有不走的理由；而终于“梗令”

达五个月之久，李鸿章、黄翼升反了不成？这就是前面说的为成功而不顾一切的人之常情在起作用了。

淮军虽于一年内攻克十馀座城池，但是，不将苏州拿下，就好似有前戏无高潮的养生之法，聊可自娱；不足成其战则胜攻则克的赫赫之功，用能懋赏。

统帅如李鸿章，部将如黄翼升，所思所虑俱不能出此范围，所以才一气串通，悍然违命。

功利二字连用；克苏州是功，黄翼升一军饷需取自李鸿章，则是利。

曾国藩给彭玉麟分析黄翼升敢于抗命的原因，说：“昌歧（黄翼升字）饷项出自沪中，固不能不听少荃（李鸿章字）调遣”

；罗尔纲先生研究湘军、淮军制度对近代兵制的影响，说最重要也是最恶劣的一点，就是由于军队就地筹饷，统帅私人筹饷，导致国有军队变成私人军队，开创了清末民国军阀割据的局面。

曾国藩说黄翼升敢于拒绝统帅曾国藩和直管上司彭玉麟的命令，就是“饷项出自沪中”

，不敢得罪财神爷李鸿章的缘故。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种历史现象，我多费点笔墨，用现代行政制度的弊端解释一番。

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各省都曾发生公安、检察、司法部门为“维护”

本地企业的利益，在本地或竟奔赴外省“绑架”

相关“涉案”

人员的极端案例。

按照行政原则，公、检、法等机构都应根据国家法律，遵从上级机构命令，合法行使权力，无庸也不能为地方事务滥用权力。

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在“饷项”

方面不能尽行满足各部门的预定“饷章”

、乃至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又超出中央规定的实际“需求”

，各部门经费不得不靠地方财政解决一部分。

既然部门经费、福利与地方财政发生关系，那么，地方财政的盈绌必将影响各部门的实际收益，于是，各部门不得不应允地方政府的要求，承担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

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将使用权力的依据由国家法律置换为地方利益，将政令来源由上级机关置换为地方政府，因此，国家权力变成了地方权力。

以黄翼升为代表的武装（公、检、法等地方机构），名义上是官军（国家执法机关），却不遵守朝廷（中央政府）和直管上司（上级主管机构）的命令，只听命于为之提供经费的江苏政府或者说李鸿章个人（地方政府），则本质上已经蜕变为地方或者私人军队（地方权力）。

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做法，曾国藩能够理解，但不能够纵容，于是，十月九日，他向李鸿章下达最后通牒：

“昌歧（黄翼升字）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

……阁下五、六、七月各缄均称待李质堂（朝斌）军到齐，即令黄部换防赴淮，至八月后忽变前说。

……楚军历年之规模，彭（玉麟）、杨（岳斌）与唐（训方）之公议，迫我以不得不参”

；

所谓“八月后忽变前说”

，即苏州围定后，必须水陆合攻方可致效；而水域太广，淮扬、太湖两军合力才足以布防，故李鸿章不能放走黄翼升，不能遵守黄、李换防的“前说”

。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曾国藩不得已，只能“不得不参”

。

信到之时，李鸿章正在苏州督战，外围墙垒尽被“踏平”

，克城指日可待，倘若惮于严命，将水路撤围，必将前功尽弃。

所以，他横下一条心，顽抗到底，遂写下这封“词意乖忤，气质不平”

的答复：

“奉初九日钧示，以昌歧不应调、必须参办见责，震悚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