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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3页）

当然，安全区一片都是临时小屋（前引书2，第三十三、五十二至五十三页）。

对居住在这种临时小屋的难民来说，天气—直晴朗是幸运的，但到年底，他们终于遭受大雪的袭击。

在外侨马吉牧师（？）的信中这样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我们所担心的恶劣气候到来了。

先是雪子下个不停，接着又下起鹅毛大雪。

可怜的难民们虽说是住在临时小屋里，其实这种小屋与狗窝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处于悲惨的境地。

因为这种临时小屋多数不能防雨，路面又很泥泞。

前些日子连续放晴，对我们来说确实感到幸运。”

（前引书2，第四十一页）

扬子江岸边也是集结难民的地方，那里约有两万市民。

在日本军入城前由国际委员会配给他们的粮食几乎已经吃光，他们吃尽了苦难后，要求转到安全区来。

然而，安全区里的难民已人满为患，事实上，日本军也不容许他们进入安全区。

在马吉牧师（？）的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情况时，对此有所记述（前引书2，第四十一页），这个难民区大概就是中国方面所说的“宝塔桥难民区”

。

据本多胜一在南京采访后所写的报道说：“宝塔桥难民区”

地处英租界，所以“许多居民在那里避难，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也许日本军不能随便侵入这个地区”

（《中国之旅》，若波文库版，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

据说，在这个难民区里收容了数千名难民，其中二千名青壮年男子在附近的煤炭港码头被屠杀，对此，前面已有叙述（参照本书第四十四至四十七页）。

安全区虽已设置，但日本军不承认它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是具有治外法权的区域。

本来，安全区的性质是：它的设置是为了在发生战斗期间保护那些在战斗中受害的一般市民，因此在占领后，日本军理应接收。

所以日本军当局不承认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

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函（检证四○三九）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就这个安全区和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问题，叙述如下：

如同当时贵电之照会所报告的那样，我在当地设置的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担任主席。

上述地区成了二十万中国非战斗人员之最后的避难场所。

在该地区设置这个委员会不太容易。

那是因为尤其日本方面根本不承认上述地区。

其原因在于，（中国方面）高级武官和他们的幕僚一起，在最后的时刻，即在他们逃离南京前，一直居住在这个地区（中略）。

我委员会管理着全部约有七万难民的二十五个避难所，在七万名中约有五万名难民毫无粮食来源，　要由我们供给（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页）。

如果能保证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得以全面恢复的话，国际委员会也答应日本军接收安全区。

该委员会事实上是这样希望的，它在十二月十七日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提出：“本委员会虽说受旧南京市政府委托，其职权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半行政性的，但无意继续行使该职权。

我们迫切希望尽可能将这些职权及早移交给贵方。

如此，本委员会则可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

（前引书2，第一二七页）

可是，日本军在开进南京的同时，掠夺、强奸、屠杀，为所欲为，军纪很坏，出现了军事当局亦感到束手无策的恐慌局面。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连在占领前还留在一般市区的市民也要求保护，陆陆续续不断地逃到安全区。

为此，日本军事当局未能要求接管安全区，而国际委员会虽无能为力，却也不得己而负责保护难民。

不久，军事当局对安全区的存在，在口头上表示了不负责任的承认，即采取了默认的方式（前引书2，第二十二、一二六、一五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