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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3页）

　此人的住址、　年龄和职业等情况不明）中了解到：“由陶锡三（他兼任地方维持会会长）任会长的南京赤十字会曾组织掩埋队，掩埋的尸体超过六万具”

　（前引书1，第三八四页）。

这些情况在前面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中所列举的掩埋者分别掩埋的数目中，未见反映。

贝茨博士所说国际委员会的掩埋数，估计已包括在红卍字会的掩埋数中，前面已有叙述（见第一八八、一八九页）。

黄俊乡所说南京赤十字会的掩埋数，实在太多，这可以理解为，它可能包括了崇善堂的掩埋数。

还有，赤十字会与红卍字会名称相似，因此它与后者搞错，夸大了掩埋数，这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无论如何，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的检察方面虽然准备了这一宣誓口述，但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向法庭提出。

对死亡者（包括战死者）总数的估计

如果把前面所列举的遗弃尸体的掩埋情况合计一下，可达二十六万具。

其中，仅就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所得而列举的情况来看，合计掩埋了十六万七千二百十多具尸体。

除去其中可能认为是重复计算的部分，具体情况如下：

红卍字会　　　　掩埋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崇善堂　　　　　掩埋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县南京市长高冠吾　掩埋三千具合计　　　　　　掩埋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七具

这就所以出现被掩埋的尸体达十六、七万具这个数字，但掩埋者自然不只是这一些。

当然，也有一些尸体是为亲友、熟人和日本军所掩埋的。

日本军掩埋尸体的情况，　可见第4节《概况》中介绍的冈本健三的证词。

红卍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队府处理的尸体，妇女和儿童少，这也许是因为日本军和市民掩埋的尸体多系妇女和儿童。

虽说掩埋了十六、七万具尸体，但似乎并不等于说所有被遗弃的尸体全都已经处理完毕。

逃离上海，去四川省峨眉山的从军僧释神仙和尚途经南京时，据说是在昭和十四年夏天，即大屠杀后一年半时间。

当时，那里屠杀后的痕迹还历历在目，小河被尸骨埋没了（太平洋战争研究会：《太平洋战争记录：最前线情况异常·29·对日本军的暴行深感悲叹而逃离出走的从军僧》，载《朝日艺能》，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号）。

被投入在小河和池塘里的尸骸其善后处理进展很不顺利。

对此，当时在驻南京大使馆工作的下田武三曾以他自己的切身体验写了随笔刊登在《每日新闻》上，他说：“我曾去池边钓鱼，因断线而未能钓成，于是就回到使馆。

这时，在使馆里工作的一个少年得知情况后就告诉我说，在南京，池底里都是被日本军杀害的无数妇女、老人和儿童的尸体，现在都已化为尸骨，堆叠在池底，如果钓钩与这些尸骨缠在一起，可能钓竿上的线会被拉断。”

下田觉得可怕，从此以后就不再去池边钓鱼了（羽仁五郎：《南京事件的本质》，载《日中战争史资料》，附录二，第四页）。

然而，应该说，并不是所有被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

因此，要计算死者的总数，还必须加上几万名。

在被害人中，有的被枪杀后投入了扬子江，有的虽然逃出北门和南门，但是他们在准备乘船和筏渡过扬子江时，却被机枪扫射而死。

以上合计，因日本军占领南京而牺牲的中国军民，不下于二十万人。

可是这还不能作为一个行政区的整个南京市内死亡者的总数。

　正如第3节（第七十页以下）所介绍的那样，从下关指着扬子江往下走，在幕府山后的大湾子（离南京城墙四公里）、燕子矶即观音门（离南京城墙七公里）、乌龙山后（离南京城墙五公里）、巴斗山附近（燕子矾与乌龙山之间）等地区，也有大量被害者，到底各有几千或几万，确切的数目不清楚，但那是事实。

关于这些事件的证据，既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也无迹象表明已准备了书面证据，但这些情况不容忽视。

我认为，这是今后日中两国的研究工作者必须合作起来再进行调查的问题。

中华民国首都地方法院于一九四六年一月编制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掩埋地点”

照相册，准备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一七○一）　提出来（但未向法庭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