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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4页）

中“提及”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带有极度的残酷性。

于是，企图把“从日华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所出现的突出的非常残酷的例子”

，归因于“当时的日本军队已为一种政治思想所支配”

（《读史方法》，第一三三至一三四、一三六页）。

他虽没有提到“一种政治思想”

的根源是什么，但可以认为，恐怕指的是极端的天皇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

天皇形象在毫无畏惧、敢于残酷进行“战斗行动”

的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中，对此，竹内实＇9＇　有另外一种理解，他主张：“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

在日本人一般的精神状态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

（《观察中国的出发点》（中央公论丛书，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七页）。

对此，五味川纯平也是这样解释的：“要我去刺杀，我就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刺杀，这种心理状态似乎在日本兵中特别多。

南京事件不能与索姆米事件＇10＇相比，但那种奉命行事、恬不知耻的思想意识，在确立天皇制的过程中深入到日本人的意识结构里。”

（座谈会笔记：《“五十年战争”

的意义——小说、电影（战争与人）漫谈》，载《历史评论》，一九七二年一月号）

＇9＇　竹内实（1923－），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译者＇10＇　索姆米译音；索姆米事件指1963年3月美军在侵越战争中发生在索姆米村的屠杀事件——译者

在后期的日本军队中，充满了下克上的风气，因此军纪紊乱，这是不言而喻的。

泷川政次郎博士特别提到“南京事件”

，认为发生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

，并说：“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会出现下克上的风气。

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了下士官级手中。

　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F主官的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

（《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

关于这种下克上的风气与暴行事件之间的联系问题，早在西雅图发行的日文报纸《稍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四号上，以《在法西斯统治威胁下的日本》为题，作了这样的论述：“关于如此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对桥本大佐以下的军官们之下克上的擅自行动，未予惩处，这种情况对一般士兵带来很坏影响，军规完全混乱。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发动这次战争是不正义的，所以思想松懈。”

（《出版警察报》，第一一一号）

渡边和泷川博士也许认为，日本军队是在昭和时期以后开始变坏的。

日本军队性格残暴的严重发展，无疑是在这个时期。

但应该看到的是，其根源却在很久以前就早已存在了。

这是早就应该介绍的，一九七一年，新岛淳良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

永福支部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小册子。

他在小册子里提出父母子女一同自杀的看法，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个原因。

对此，引起了人们的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岛似乎为了对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就“南京大屠杀”

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这个“自我批评”

全文刊于同年出版的八月号《情况》中，题目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而且归纳了几个要点，同样刊于八月号的《新评》中，题目为《立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