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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2页）

为此，日高信六郎问：“是不是命令没有到达下面？”

松井大将说：“不，上面也有干坏事的家伙。”

关于师团长们在南京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松井大将在其死刑判决书下达后不久，也对教诲师花山信胜谈过，这在本书的第一编（第二二七页）中已作了介绍，这里从路。

趁提出日高信六郎的谈话之便，我想就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面对严重暴行事件所采取的态度，略写几句。

如前所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有关日本军暴行的报告。

关于提出这些报告的事实，日本军有关人员却坚持说当时不知道这些情况（检察官对中山宁人、冢本浩次、饭沼守等人的反审问，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九五、二一一、二五四页）。

可是，从常识上来看，他们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

事实上，以巡回总领事身份从上海前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冈崎胜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准备提出的宣誓供词（检证二一七一，未提交法庭）中说：“我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曾收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当时便将该报告的大概内容致电东京，并将报告也邮寄东京外务省。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每天，几乎每天收到这类报告。

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每当收到这类报告后，就提请松井大将及其所属军官注意。

我在南京期间，松井大将也来到过那里。

关于在南京不断发生的事件，后来与松井大将谈话时，　松井大将说：”

无言可以辩解‘。

“（前引书1，第三八三页）

当然，关于这一点，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我每天携带有关前一天的报告前往大使馆。

我会晤的官员是福井，他身居领事之职。

还有副领事田中和福田笃泰，他现在是吉田总理大臣的秘书官。

这些日本官员虽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地努力作一些事，但他们对军部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

而且，他们所能办得到的，只是将这些报告通过上海转达东京。”

这就是说，外交官们害怕军部，没有将贝茨博士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转告军部（《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二页）。

除此之外，还有英国驻上海使馆一月十五日电（检证一九○六）也转达了日本驻南京使馆馆员的苦衷。

电报说：“据将这些报告带给本馆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博因顿牧师（Rev。

　Boynton，又译鲍引登、包引登——译者）说，日本大使馆馆员在日本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抵达南京，他们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难民区内外酩酊大醉地饮酒作乐、杀戮、强奸和掠夺等行为后，也会不寒而栗。

虽然他们提醒军司令官注意，却毫无效果。

结果，他们观察认为，由于其司令官之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到南京后故意放松采取惩罚的措施。

而且，他们虽曾想拍电与东京联络，但因军队控制而不能拍电报。

为此，大使馆馆员甚至对牧师说，是否由牧师们试向日本国内公开这些事实，使日本政府通过舆论来抑制军队。”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九页）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末是否就像冈崎所说的那样，果真每次都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取得联系，转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这点姑且存疑。

不过，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员们似乎不会像贝茨博士如上所说的那样毫无自尊心。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据城山三郎往访日高信六郎时所听到的谈话说，日高信六郎在前去向大有“纵虎归山”

之感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进行交涉时，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挨打。

而且，福井淳领事说，因为要制止土兵的暴行，也曾感到了自身危险。

当时，在外务省任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到了这一点。

他在其所著《外交官的一生》中有如下叙述：

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陷落，随我军返回南京的福井领事拍来了电报，接着上海总领事寄来了书面报告，使我等不胜慨叹。

这些报告都反映了日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奸、纵火、屠杀的情况。

宪兵虽有，但人数寥寥无几，不起监督作用。

甚至报告说，福并领事因为进行了制止，而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