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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方和西方（第2页）

中国也认识到了西方在物质方面的优势，不过，这是经受了严酷的亲身体验之后。

在俄国和日本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之后很短的时期内，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把眼光投向了这个隔海相望的国家。

在学习和运用西方的成果方面，中国人也具备日本人那样的聪明才智，可能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加善于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本领。

中日两国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来往的费用不高但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人曾经数次派遣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但是这种趋势发展到现在已逐渐减弱。

事实是，无论中日两国在共同抵御外敌方面有多少共同语言，地理上的接近和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两国根本没法长期合作，更别提结盟了。

一般来说，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是两国争端的主要来源。

满洲不但是中国、日本和俄国的交接点，更是三方军事和利益的碰撞之地。

我们可以确信，就算这三个国家能够和平共存，它们相互之间的防备心理却不会消失。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将具有非凡的意义。

尽管中国在过去饱受战争的摧残，但中国人骨子里都有着以和为贵的思想，中国依然有着变为世界强国的潜力，这是因为它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土地。

只要能够有效地发挥这些优势，中国有朝一日就会成为世界的中流砥柱。

虽然这个臃肿不堪的局面使得这种目标很难实现，但这种缓慢的演变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虽然中国的领土一点点受到侵占，但中国政府依然有能力确保自己的统治权威，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各种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都没有实现。

中国的种族具有统一性，虽然有着各种地域间的界限，可能互相听不懂对方的方言——这是地域辽阔和交通不便导致的必然结果。

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坚定不移的气质，这种气质能够促使它实现霸业。

这种气质在过去被我们看做呆板，具体表现为对自己国家的任何事物都最大限度地偏爱，这种偏爱造成了故步自封和夜郎自大。

近年来，外部的光亮已经照进了中国大地，各种文化之间相比较的自我认识过程已经开花结果。

与此相关，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中国人正在修筑从北京往西北延伸至张家口的铁路。

120英里的铁路，没有一个工程师是外国人，领导者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

中国接下来打算在同样不依赖外力的情况下建设一条150英里的铁路。

虽然拒绝外来的援助会延长工程时间，但这种种决心都表明，中国正在试图从过去的自我欣赏中摆脱出来，着眼未来，逐步累积自身的实力，把所有的理想和愿望转化为现实。

正是由于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能有效地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不管它的构成如何不够精细，值得肯定的是它正在一步步焕发生机。

国家意识的培养是实现国家团结最重要的一步，只要中国人能够全民一心，就能在世界格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摆脱长期以来束缚自己的枷锁和防守性政策。

不管东方各国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要经历多久的时间，最终的发展又会如何，但它们肯定会经历一个同欧洲和北美相似的过程，要渐渐把这种分散变为国家凝聚力。

不过，由于领土和人口的局限性，中国和印度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日本那样的发展，这两个国家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更加不会使它们像在1783年到1789年成功完成统一的北美13个殖民地那样轻易地实现政治变革。

另一方面，从西方引进的各种交通联络手段会使它们的发展速度比同期的欧洲要快得多，西方统治者已经给印度带来了种种先进的通讯设备。

在东方国家进行自我演变的同时，它们同欧洲以及美国的关系还会继续发展，这种趋势就像在中世纪，欧洲国家一直在维持它们同远东地区的联系一样。

阿拉伯人向法国南部的推进、十字军的东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都是这种联系最为直白的表现。

而在那时，欧洲还只是个由多个松散的国家或者小邦构成的基督教世界，盛极一时的伊斯兰教国家随时可以将自己的力量直插欧洲心脏；等到欧洲国家完成权力集中和国家重建后，这种危险便不复存在了。

不过土耳其帝国依然能够和一些基督教国家接触，并在波旁王朝与奥地利无休止的斗争中发挥了平衡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当法国和奥地利交战时，土耳其在另一侧对奥地利的后翼进攻，使它不得不分兵援助后翼。

从那之后，土耳其帝国再次成为欧洲国家关注的焦点，各国以利凡得为中心的战略企图使它逐渐成为一个事端频发的危险地。

在50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基督教国家就曾经联合起来同土耳其结成盟国，共同反对和土耳其有利益冲突的基督教国家。

在两年前，利益上的冲突引来了同样的战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