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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这样一来我只能从后面看她。

我可以看到她的头、她的脖颈和肩膀。

我研究她的头、她的脖颈和她的肩。

如果事情与她有关时，她会把头抬得特别高。

当她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时，或遭到了诽谤中伤和攻击时，或吃力地回答问题时，她都把肩往前探，脖颈青筋就暴涨起来。

她的反驳总是不成功，她的肩也就总是又垂下来。

她从未耸过肩，也从未摇过头。

她太紧张了，以至于连耸肩、摇头所要求的轻松自如的动作都做不到。

她也不允许自己把头偏着，也不允许自己低头或者靠着。

她僵硬地坐着，这种坐姿一定很痛苦。

有时候，一咎头发慢慢地从她的发夹中掉出来，卷曲在一起垂在脖颈上，在穿堂风中来回飘摆。

有时候汉娜穿一件连衣裙，它的领口很大，以致她左肩膀上面的一块胎痣都露了出来。

这使我想起我把她脖颈上的头发吹开然后去亲吻那块股清、亲吻她的脖颈的情景。

但是，这种回忆只是一种记忆而已，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在持续了几周长的法庭审理期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感觉就像麻木了一样。

我也偶尔刺激过它，尽可能十分清楚地去想象汉娜被指控的那些行为，同时我也去回想她脖颈上的头发和她肩膀上的那块胎痣。

结果就像用手拖了一下打了麻醉药的胳膊一样，胳膊不知道被手掐了一下，而手却知道它把胳膊掐了，大脑起初也分不清这两种感觉，但下一步就把二者分得十分清楚了。

也许手用力太大，被掐的地方一时会苍白无血色，过了一会儿血液才流通，被掐的地方才又恢复了血色，但是，感觉却没有随之回来。

是谁给我打了麻醉药呢？是我自己，因为若不麻木不仁的话，我能承受得了吗？这种麻木不仁不仅仅在法庭的大厅里起作用，它不仅仅使我能够面对汉娜——我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位熟人，一位爱过她、渴望过她的熟人，它还使我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平平淡淡，不论是在大学里的与朋友相处，还是在家里的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相处。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类似的麻木不仁在其他人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但在辩护律师身上你观察不到这种麻木不仁。

在整个审理期间，他们始终是吵吵闹闹、非常自负地争高争低，有时过分尖刻，有时大吵大闹、厚颜无耻，其程度根据个人气质和政治素质而有所不同。

虽然审理已使他们精疲力竭，使他们到了晚上也疲惫不堪或者声音更尖锐刺耳，可是经过一夜的养精蓄锐，他们第二天又和前一天一样，吵吵嚷嚷地上阵了。

那些法官也并不示弱，每天都斗志昂扬。

但他们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这首先因为审理对象和结果太使他们震惊，而后麻木不仁又开始发挥了作用。

这种麻木不仁在审判员和陪审员身上体现得最明显。

在最初几周的审理中，当他们听到那些可怕的事实时，明显地表现出震惊或者强做镇定自若：有时讲述人泪流满面，有时泣不成声，有时非常具有煽动性，有时又偶然若失。

后来，他们的面部表情就又趋于正常了。

他们相互之间也能笑着在对方的耳边低声评论什么，或者当一位证人事无巨细地做证时，他们也开始不耐烦地叹气。

在审理期间，当需要到以色列一位女证人那儿取证的消息被公布时，人人争先恐后。

其他同学总是被新的事实所震惊，他们每周只来一次法庭，每次都要面对可怕的历史打破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事实。

我却日复一日地留在法庭，冷眼旁观他们的反应。

集中营的囚犯如何才能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活过来，如何才能适应自己，如何才能对新来囚犯的惊恐万状冷眼视之呢？麻木不仁！

他们以同样的麻木不仁对待杀人和死亡。

那些幸存者留下的所有文字材料都记载了这种麻木不仁。

这种麻木不仁削弱了生命的作用，使不法行为肆无忌惮，使用毒气杀人和焚烧人的行为变成了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