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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

我要认识这个人。

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

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

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

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

　”

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

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

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

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它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

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

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

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我将之译成中文。

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我们沟通的语言是汉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细地解释？

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

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

，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

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

，我把写作当“事”

。

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

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

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

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

安德烈就四两拨千金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