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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加利福尼亚之行是甘特一生中最后一次远行。

那是伊丽莎从圣路易回来的第二年，他当时56岁，在他高大的身躯里痛苦和死亡不停地起着化学作用。

他虽然不说出口，但却心知肚明。

他知道自己最终会陷入生活一成不变的陷阱之中，知道自己要与可怕的意志作一番斗争。

他一向用尽全力想要占有土地，而不仅仅想要探索它。

这是当初曾在那个少年黑眼珠里燃烧过的欲火的最终闪现，正是这个火焰引领他走进了这片新奇的土地，走向微笑的石雕天使。

他巡游万里，在寒冷的冬天即将结束的某个阴暗日子里，重新返回到这个群山环抱、光秃秃的荒凉之地。

在和妻子伊丽莎一起度过的8000多个白天黑夜里，不知多少次他从凌晨1点到5点一直睁大了双眼，内心冷静、清醒地感受着外面的世界。

屈指算来，这样的夜晚不超过19个，一次是大女儿莱斯丽出生的那天晚上；一次是26个月后这个女儿因患幼儿霍乱夭折的那一晚；一次是1902年5月，伊丽莎的父亲托马斯·彭特兰上校去世的那晚；一次是卢克出生；一次是西进前往圣路易看望葛罗夫的火车上；一次是（1893年）在剧场里，一位年迈、忠诚的黑用人塔丢斯·埃文思老爹去世了；一次是1897年3月，他和伊丽莎一起在艾萨克少校的尸体旁守灵；1897年的7月底，伊丽莎得了伤寒，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她脸色惨白，人们都以为她活不下去了，他一连三夜守在她的身旁；还有一次是1903年4月初，卢克差点因为伤寒丢了命；一次是因为格里利·彭特兰的死去，当时他患了肺结核，死的时候仅仅26岁。

这个小伙子性情友善，会拉小提琴，擅长说彭特兰家人惯用的双关语，常喜欢在小额支票上做一些手脚，为此他还蹲过6个星期的监狱呢；还有5个夜晚，即从1905年1月11日到14日，他本人因患风湿病右半身疼得无法动弹，躺在床上苦痛难耐、不断地咒骂自己、咒骂上帝；一次是在1896年2月，他守着邓肯家11岁的女儿珊迪的尸体；一次是1895年9月，他被关在本市的牢房里，满面羞惭，痛改前非。

1896年6月7日，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彼得蒙市的基利疗养院里；最后一次是在1906年3月17日，他正好处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和阿尔特蒙之间，刚刚结束7个星期的加州之旅。

那么，故土在这位远游归来的浪子眼里到底是怎样一派景象呢？晨光从灰暗中爬了出来，同布满岩石的河水融为一体，火车头向天空里喷出一团团的烟雾，就像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呼吸一样。

群山巍然，近在眼前，却要比他想象的距离更近。

小城阿尔特蒙在群山之中就像一个荒凉、灰暗的小点。

他小心地在脏兮兮的玩具城下了车，觉得一切都非常矮小，近在身边，感觉自己就像刚刚从《格列佛游记》的大人国回来一样。

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因此小心翼翼、沉重地坐进热烘烘的街车里，痛苦地望着皮斯加旅馆的广告牌、迪坡街上用砖石和木板建成的简易货栈、佛罗伦斯旅馆（供铁路工人住的）的薄板墙锈迹斑斑，里面不时传出叽叽喳喳、打情骂俏的声音。

真小，真小，真小，他在心里暗暗想着。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连这里的山也这么小。

我很快就要60岁了。

他面颊蜡黄，双腿瘦削，战战兢兢，就像一只丧家犬似的胆怯的坐在车里。

他没精打采地垂着头，眼睛盯着自己坐的藤椅。

这时候，街车嘎的一声拐进了编组站，然后又停了下来。

街车的司机脖子上挂满了灰尘，这时候推开驾驶门走了过来。

他的手里拿着发动车子的手柄。

他关上车门，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坐了下来。

“这一段日子你上哪儿去了，甘特先生？”

“加利福尼亚。”

甘特回答。

“怪不得一直没再见过你。”

司机说。

空气中散发着暖烘烘的电流和烧热的钢铁味道。

死了才两个月，死了才两个月啊！

唉，上帝啊！

竟会如此。

上帝保佑，这个鬼天气，这个可怕、讨厌的、该死的天气。

死了，死了！

是不是太晚了？一块有生命力的地方、一块鲜花盛开的地方。

这绿色的大海多么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