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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4页）

人爵——天爵。

荣枯——正邪。

得失——盖恶。

”

一九○二年当日本人为日英同盟缔结，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漱石却以冷淡的面孔对待。

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说：“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

”这导致“革命的必然性”，“卡尔·马克思的所论”是“理所当然的事”。

漱石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日本的矛盾则尤使他生厌和悲观。

《我是猫》所针对的正是明治维新后的“金权社会”的矛盾及维新的不彻底性，即“利害”、“正邪”、“善恶”、“不安”、“空虚”等。

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发者与批判者，他使用的手法是“描”的嘲讽和评断。

其辛辣和深刻性，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叹和兴味。

漱石和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家一样，看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无法指明克服维新不彻底性的办法。

他只能是郁闷与愤懑而已。

他也力图寻找摆脱矛盾的方法，那就是推进“内发的”变化。

不过，漱石所说的日本的“内发”，与欧洲也不同。

他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失败的，日本自然不应该再走这条路。

日本的另一条路，就是他后来提出的“则天去私”。

这是一种东方的宗教观与社会观。

在《猫》中，铃木藤十郎的“狂”、甘木医生的“死”和八木独仙的“信”都演绎着“则天去私”的观点。

漱石虽然也嘲讽独仙的东方的“自然法”的修养，而最终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寻求解脱。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

漱石信仰的也是个人主义。

“则天去私”的宗教解脱是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

一九一四年，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说，“权力的威压”、“金钱的诱惑”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与人的个性也是矛盾的。

一个人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

作家认为个人主义以“自己本位”立足，和“国家主义”不是背反的，只是国家间的道义不如个人道义。

他主张“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其内容当然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顺从国家安危的，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样。

”在这里不难看出漱石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