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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4页）

虽说有上级命令，但能够干下这种令人可怕的罪恶行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们出生在日本国内各县、各城市，而且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

他们的双亲和教师们现在仍生活在日本。

他们的兄弟姐妹现在仍同我们在一起。

换句话说，他们同我们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值得惊叹的事实，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们所要经常感到苦恼的课题（永芳隆：《长崎之钟》，附录，第一九五页）。

这些发言都严厉拒绝这样的观点，即以战争中的普遍残酷性抹去日本军在南京和马尼拉的暴行。

集体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吗？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作田启一和高桥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载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号《展望》杂志上题为《我们内心的战争犯罪者》那篇文章里。

这篇稿子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驻屯在冲绳石垣岛上的日本海军警备队曾屠杀三名美军飞行员。

作者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经过后，并就日本人的集体犯罪问题断定如下：“我们日本人，作为单个的人，决不愚蠢，也不残酷。

但如果一旦卷入了某种集团，我们就会像狂人一样行动。

同集团采取一致行动，有时成为我们的长处，然而由此也会产生难以救药的愚蠢。

……集体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

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对集体犯罪根本没有免疫力。”

（作田启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第一○六至一○七页）

即使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不值一谈，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无论什么地方的军队，都有集体犯罪行为。

要是说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原罪。

不过，关于日本军队在后期的道德性问题，有必要从社会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

当时中野好夫已在论坛时事评述中指出了这一点（《每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号文化栏）。

中野好夫说：“笔者们怀疑这也许是日本人的原罪。

也许是这样的。

不过，我总觉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日本人的原罪，就像社会上人们经常议论渎职的议员那样，斩首、刺杀等行为已成为军队的一种习惯，而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队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

对此，笔者们也承认石垣岛事件是“日本军队制度上的结构与一时的群众心理相互补充和强化而出现的惨状”

。

对于日本军队的末期症状，似乎尤其需要作“军队社会病理学”

的诊断。

诚然，日本的现代军队——中野称之为“末期的日本军队”

，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残酷的程度，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作田提到的是，在冲绳发生的日本军对美国兵所采取的暴行事件，冲绳，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所犯下的暴行在那里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日本军在冲绳决战时集体自杀。

据说当时该岛有几个守备队长要求岛民集体自杀。

但从庆良间群岛的渡嘉敷岛事件看来，事实真相是命令岛民玉碎的与其说是驻屯部队毋宁说是岛上的警察和村长要岛民自发地集结到玉碎场。

对此，有个岛民作证说：　“村长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

　安里警察是本岛（冲绳本岛）的中城村人，也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

日本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