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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3页）

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那天的日记中说：“上海来信详尽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野蛮行为。

掠夺、强奸，惨不忍睹。

呜呼，这难道是皇军？或许是日本国民民心在颓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略）。”

这就叫做圣战，叫做皇军的形象。

当时，我就习惯地称这起事件为南京暴行。

因为它有比“暴虐”

这一汉语更为确切的语感（一九七二年新版，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页）。

此外，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给日本驻南京使馆的有关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送回日本外务省外，还有福井淳领事等人的相当于亲笔记录的情况非常详尽的报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务省（〔据外务省说〕这些文献以及有关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记录均在战败时“烧毁”

）。

还有一件事。

想顺便介绍一下。

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编著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华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赞扬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关于这三位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我获知如下。

在这三位日本人中，有一个就是前面所说城山三郎已提到其为人的日高信六郎。

我暂先引用田伯烈的叙述：

“本书的目的决非挑起对日本人民的仇视。

我有许多日本朋友，我非常尊敬他们，我在这里不想指出他们的姓名。

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身居要职；还有一位，其才智之高超，情操之高尚，不易多见，在上海任职属于半官方性质。

不仅在人道主义的事业上，而且在各个方面，我和他们彼此双方能够进行接触，这是我引以为荣的。

他们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然给我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我还要向日本某军官表示敬意。

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发生轰诈载有难民的列车事件，大批中国市民无辜遭到屠杀。

他对此以私人名义表示遗憾。

这些人士——像这样的人士无疑还有许多——值得赞扬和尊敬，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向本国人泄露了，就会遭到生命危险，并名誉扫地。”

（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十页）

日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检察官莫罗（Colonel　Morrow）上校会谈过（或受过他的审问）。

根据当时的记录——没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说，在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出现的日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后两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宫少佐。

松本当时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著有回忆录《上海时代》。

第三位宇都宫少佐，现查明，他是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的宇都官都贤（战败时任少将）。

据悉，宇都宫都贤曾直接从田伯烈那里得到他所编著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两册，但已在战火中遗失。

能够查明外国人证实日本人的良心的三位日本人姓名，可庆可贺。

松本重治本人在其《上海时代》　（中央公论社新书）　中这样写道：“第二年四月，曾与我一起在某难民区工作过的田伯烈来到总社办事处，告知说他编著出版了《日军在华暴行》　一书。

　而且，他推心置腹地说：”

诚然，这对善良的日本人来说有所不恭，但我想让世界各国广泛知道战争改变了人这一可悲又可憎的事。

然而，尤其是对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我在建立〔上海〕南市的难民区时取得了你们两人的合作，但事实上我却编著了反日的书籍，这是一种恩将仇报，自己也惴惴不安。

为此，出于时局考虑，我不直接指名，但我在序言中对你们两人衷心表示敬意。

务必请你们将此书始终作为反战的书籍来接受。

‘“（《上海时代》，下册，第二四九至二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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