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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如同《四世同堂》不能代替前一类作品一样，这部长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所显示出来的深刻性，也是前一类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首先，老舍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中，揭示他们对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丑类的反抗情绪，表现他们的真挚的爱国热忱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钱默吟的形象，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个一向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下层知识分子，心如火焚，胸中激荡着爱国的热情。

他的儿子仲石告别家庭，走上抗日道路，他感到无比骄傲。

他说：“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

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

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

传说仲石在南口摔死了一车日本兵，邻居好友劝他暂时躲一躲，以防日本人对他下毒手，他的回答是：“我不考虑那个！

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

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

他的无畏与坦荡，是高尚的节操，也体现了对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

在监牢里，面对敌人的拷打、折磨，他毫无惧色。

出狱之后，他脱去长衫，戒了酒与茶，离家走上街头，以流浪生活作掩护，单枪匹马地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特殊形式的斗争。

他利用一切机会动员年轻力壮的人逃出北平，奔赴抗日前线；他在学校门口一边卖糖，一边对学生讲抗日道理；他在日伪当局所搞的国画展览会上，对画家进行抗日宣传；他把传单塞进居民的街门里，号召人们反抗日本人强加给居民的献铁运动；他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无辜老百姓收尸，等等。

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惊天动地的壮举，都是一些平常小事，然而他知道“干点比不干强”

，他“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

，一件一件地做那些动摇敌人统治的事情。

他明白，单枪匹马的独自干，“几乎近于愚蠢”

，是难以有大成功的，然而以他“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

，他又只好如此。

他决心以实际行动“作个和国事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以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

。

他说：“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

他还有一个精采而又生动的比喻：将好苟安偷生的北平人比为鳝鱼，将自己比做泥鳅。

一大盆静而不动的鳝鱼里面有了一个好动的泥鳅，“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静静的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

。

他的勇敢的献身精神，他的永不停歇的活动力，象一团火，烘暖着生活，也烘暖着读者的心。

他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北平人民自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真实图景；看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面对国破家亡的局面，勇敢地甩掉从封建社会因袭下来的精神负担，奋起走上反抗道路的历程；看到了人民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所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自发反抗既是不容忽视，又是必须改造的一种政治力量，看到了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钱默吟的形象所包含的这些内容，显示了《四世同堂》在反映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表现人民的反抗情绪方面所独有的感染力、认识价值与深刻性。

其次，老舍不回避写人民的落后、愚弱、麻木与被动，又能将这种“国民性”

的揭露同对人民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溶融一气，显示了新的思想深度。

老舍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贯穿着对落后的“国民性”

思索这一内容，《二马》、《猫城记》等，都从不同侧面接触到“国民性”

问题，作家痛心于人民的麻木不仁，愚昧不醒，较多地表现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民族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