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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在革命最低潮中成立同盟会（第1页）

孙文提出“三民主义”

新的一天开始了，孙文失望地离开台北指挥部，回到日本。

离开之前，他表达了对日本政府的不满：日本在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原以为日本在八国中也会奋力居主导地位（意指不接受“门户开放”

政策，不顾其他七国，单独出兵占领厦门），那么我也会奋力崛起，与日本政府步调一致；没想到日本政府优柔寡断，坐视利益为他国所取，本人的革命事业也不得不受到挫折！

孙文已经完全明白了，日本政府所谓“支持”

他的革命，只是出于利益，而不是道义。

革命进入了最低潮。

从1901年年底到1903年下半年近两年的时间里，孙文主要居住在日本。

他很孤独，但又并不孤独，他的身边还是有女人陪伴的。

我们知道，18岁的孙文曾奉父母之命与卢慕贞结婚，那时候他还在香港读书；返回香港后，孙文认识了比他小7岁的教友陈粹芬，两人开始同居。

此后，陈粹芬基本都在追随孙文的脚步，陪伴在孙文的身边，两人在共同生活中结下了革命情谊。

1897年，经历“伦敦蒙难事件”

的孙文返回日本，在横滨华侨的家中，认识了小他17岁的日本少女浅田春（时年15岁），两人相恋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1902年，浅田春去世，此时孙文又向比他小22岁的横滨高中女生大月薰提亲，得到了大月薰父母的同意。

第二年，时年16岁的大月薰与孙文结为“内缘婚”

（实质性婚姻，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并举行婚礼）。

在孙文与浅田春和大月薰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陈粹芬陪伴在孙文身边。

在那个年代，男人三妻四妾并不违法，而且没有重婚罪，孙文并不违反传统与法律。

只是孙文是基督徒，他并没有遵守基督教一夫一妻的规定。

冯自由就曾怀疑孙文是否真的为基督教徒，因为他与孙文同在日本与美国时，他发现孙文除了发表革命演说外，从未去过教堂。

孙文在日本有限的华侨中筹款，但是三洲田起义伤亡巨大，再加上朝廷在国内外不断对这个“匪党”

组织进行反动宣传，恐吓与兴中会有关的人员要杀头或者株连九族，很多人对兴中会已经避之不及。

革命已经到了一种最低潮，连成立数年的兴中会的这块牌子都必须换了。

既然“革命”

这两个字很好，很有高端的意义，孙文就把兴中会改称为“中华革命党”

，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含有“革命”

两个字的组织。

其实对于当时的孙文来说，叫不叫兴中会是无所谓的，只要意思能传到位、能筹到款就好，但是，孙文对兴中会原来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却有了重大突破！

孙文确定的新的十六字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几年以后，孙文会把它再次进行精炼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大主义”

（后改称三民主义）。

现在，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革命理论。

民族主义，这是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提炼而来，它的内容就是反满。

一直以来，汉人中是存在所谓“夷夏之防”

的，也就是说，汉人才是正统，其他少数民族并不属于“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