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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5页）

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

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纵。

骘与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

征羌方在内卧，驻之移时，旌欲委去，骘止之曰：“本所以来，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为高，祗结怨耳”

。

良久，征羌开牖见之，身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坐骘、旌于牖外，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

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

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

旌怒骘曰：“何能忍此？”

骘曰：“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

看样子，步骘和卫旌均非出身于名门望族，故自苏北渡江定居后，单身贫困，躬自种瓜，属于个体自耕农户。

他们因怕受到豪家及其人客的侵淩，而不得不把一些农产品献给焦征羌。

征羌过去当过征羌县令，故以故官名称之，其人客犹放纵一方，自食其力的骘、旌也不能不俯首帖耳地修刺送礼，以求平安度日。

骘、旌还都有相当文化，豪族对之犹怠慢若此，一般自耕农民所受豪族与官府的虐待和盘剥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一般史书认为自耕农的身价高于士卒，我以为未必，因为不论吴、魏和蜀，都以编户齐民中之“强者充兵，弱者补户”

。

假若士卒的待遇不及正户羸民，那末，谁还乐于当兵打仗呢？至于自耕农民的处境是否就比私家佃客和国家屯田民好，也需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特别是在战乱之世，个体农民为了逃避兵役或承受不了苛重的赋役杂税盘剥，投奔豪门，为其役使。

豪族为了扩大私人武装和财富，也施展各种周济手法，使客户甘心受其役使。

比如周瑜、程普死后，孙权曾下令：“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

。

这种“人客”

，即未经政府许可，而私自招致的非法依附户。

私自包庇人客的将军，也决非只周瑜、程普二人。

这说明战乱之世的编户自耕农，处境险恶，有时还不如依附于豪家的人客。

前已讲过孙吴统治者对屯田军民的剥削状况，至于自耕农民所受的赋役等剥削亦大体与屯田军民相同，上节所引用过的史料如骆统、陆凯、华覈、贺邵、陆抗等人的上疏及孙权、孙休的诏令，也主要是针对自耕农民而发的。

何况屯田军民也大都来自自耕农民。

因此，前面引用过的材料对自耕农同样适用，这里不再援引。

但必需说明的即孙吴的自耕农受剥削的方式，有其独特之处，而与曹魏的自耕农有所不同。

曹魏施行的田租户调制虽系由两汉的赋役制演化而来，但又有明显的改革。

孙吴如何向农民征收田租和绢绵，史无正面叙述。

唯孙吴征取算缗，则史有明文，如《三国志》卷48《孙晧传》载：天玺元年（276年），“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

。

说明孙吴始终未曾改变汉朝按人口征收缗钱的算赋。

按理说，孙吴地广人稀，常有谁垦荒地，收稻即归谁的情况，则田租理应甚轻，但据《三国志》卷48《孙休传》言：

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