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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而安（第3页）

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

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

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

批判“绿色的呼吸”

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申解释的。

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

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

他们也并不好受。

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

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

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过：“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

她想：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

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其实，问题只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

但是不，非得开够了“数”

不可。

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术，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身心交瘁，丧失一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

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

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

，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叹。

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

有人说这不可靠。

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

有人说这更不可靠。

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

，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