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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页）

[[12]]，要寻找中国文化的真谛，恢复它的生命力，只有返回民间，因为所谓的历史就是世道人心的历史，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通过民间的日常生活、礼俗习惯得以存留。

和沈从文一样，废名的思想与创作带有强烈的民本倾向和“反智”

特征，所不同的是，沈从文偏于理性，而废名则更具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

废名价值观的基础是融儒、道、释于一炉的所谓“道”

，但这个“道”

往往源于日常经验的有感而发，而非经由学理的逻辑论证而来，因此不免显得简单而随意。

比如说，他认为佛家的“真如”

即是孔子的中庸[[13]]，孔子、庄子、佛陀的思想都可以由“格物致知”

融合、统一在一起，他还认为遵从《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人人可以成佛[[14]]。

尽管如此，我认为，废名价值观中的内核依然隐约可见，那就是“诚笃”

与“真实”

。

所谓不自欺即为道。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曾写到这么一件事：有一次莫须有先生下乡，看见一家石灰铺子上写有“石灰出卖，日本必败”

两行字，即生出无穷的感慨：店主的目的只是为了卖石灰，“日本必败”

只是为了应景，一旦碰到政府征兵抗日，店主立即会令他的儿子逃得无影无踪，但仍不妨碍他在墙上写下“日本必败”

这样的口号。

在这里，废名痛切地感受到名与实的分离，国民与国家的分离，人生与“真实”

的分离，他进而认为，中国社会的溃败与文化的式微都是从“诚信观念”

的丧失开始的。

政府（包括读书人）不能取信于民，百姓开始尚能忍受，但几经反复，则唯有一己之私可以顾念：“秉国者不能使民信，于是人民自私其家了”

[[15]]。

因此，废名认为，中国人最没有国家观念，木兰从军，她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是“孝”

，而非国家观念的所谓“忠”

。

因此，废名认为木兰从军正是反从军[[16]]。

更令废名感到悲哀的是，中国的陈腐、八股式的教育观念，仍然在助长这种名实分离。

他由此发出了“救救孩子”

的呼声，但出发点与鲁迅并不完全相同。

应当说，废名的思想观念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毕竟与当时的主流话语相去甚远，废名所谓的“道”

更多地停留在个人感悟的层面上，漫漶无涯，难以方类。

而体现在具体的作品中，则带有庄禅趣味与玄学色彩，由于他性格中的悲观厌世，加之对现实政治的冷漠与绝望、与社会生活的隔绝，其人生理想亦只能托付给梦与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