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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同国民政府行政长官的官邸一起接管了下来。

直到“文革”

十年被扫地出门，他一直居住在这幢小楼里。

“文革”

后他重新复出，第一件事就是要搬回民国小洋楼，一直居住至今。

这是一种政治姿态，这小楼就是政治晴雨表，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因而是不容他人窥伺窃取的。

因此，小楼本身在居住上的意义已为政治符号所替代。

有如皇帝的龙廷是不容世人僭越入住的，即使有乱臣贼子一时篡位，而复辟了的王朝必然仍要在这龙廷升座以示光复，就像波旁王朝赶走了科西嘉匪徒、拿破仑回到了凡尔赛宫一样，稽昌明赶走了造反派的头头，重返了民国小楼。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住在这幢屋顶高大，开间宽阔的小洋楼里。

踏着光可鉴人的进口柚木地板，他感觉到地板的坚硬结实，感受到权力的稳固和可靠。

再加上那个栽种着葡萄和月季的庭院，风和日丽之时，真正是风情万种呢。

他居住在这幢西式别墅中已经完全习惯了、适应了。

就如同欧洲的贵族适应住在古老的城堡中，苗寨的土司习惯住在竹楼一样。

那些爬满墙壁的绿色藤蔓象征着一段官场奋斗的历史，一段人生如歌的往事，总是曲折艰难地攀附而上，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而现在终于攀附到了墙的顶部，不可能再向其他领域延伸了，也只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享用着天空的宁静和阳光的温暖，随着坚硬的墙壁接受岁月的馈赠。

因为，这楼已然是过去辉煌岁月遗留下的回光返照而已，生活在这里的人已然是过去的人，发生在这里的事已然成了历史。

历史可以回顾却不能再造。

尽管这些小洋楼从法理上讲是民国高官们的私宅，因而在这一轮房改中是不能出售的，但离休的领导干部们还是习惯住在这独门独院的小洋楼内。

大跃进年代的筒子楼住的一般来讲就是为省委、省政府大院服务的勤杂工。

如伙夫、传达员、油漆工、理发师、锅炉工、花匠、木匠等等，或者干脆就是机关大院的临时工。

这是机关大院得以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使得机关秩序井然，使得人民勤务员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更好地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运筹帷幄深思熟虑。

“文革”

时期建的单元房，则是科以下基层干部的栖身之地，他们大都来自高等学府，年轻力壮，充满活力。

二室一厅的小套房虽难免简陋，但小夫妻二人也够住了。

因为年龄的优势，使他们有机会晋身公寓套房或者濒临湖畔的新式别墅房。

因此，他们心安理得，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悄悄地运作策划，将勃勃雄心掩盖在小心翼翼的笑脸之中，在谦恭的微笑中等待赏识，在巧妙的周旋中获得提拔。

因而这里是处长、局长，甚至省长、书记的摇篮，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熔炉，出得炉来都是好钢铁，出不得炉来便是废铁了。

比如庄洪生的秘书何敬贤就暂时栖身在这里，他是一条等待跳跃龙门的金色鲤鱼。

干部大院大片的楼群，显示出新颖的时代色彩。

这些改革开放年代矗起的现代化高楼，隐没在葱葱郁郁的水杉、松树、梧桐树林阴之中。

环境幽静，道路齐整。

那些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楼占大院的半壁江山。

这些楼式样美观，设计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