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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告别青涩岁月（第1页）

李鸿章于元年三月至上海，随即一面操练新军，一面规划大计。

六月，亲赴泖湖、淀山湖前线实地考察后，遂大举向西进攻，一年多时间，连克青浦、嘉定、常熟、太仓、昆山、江阴等城。

二年七月，程学启会同戈登常胜军，进逼到苏州城下。

苏州本就是一座坚城，三年来，经李秀成、谭绍光精心布防，更觉坚不可摧：

“太湖之水，由胥口、鲇鱼口流入苏州胥、盘两门，外绕至娄门、齐门，大河如带，横竖三四道，环绕城垣。

该逆凭河筑长城，周围十几里，枪眼炮台，层层密布。

长城内，石垒土营数十座，南自盘门、北至娄门，联络扼扎。

墙内多穴地为屋，堆土覆板于其上，以避开花炮，布置极为严整”

；

淮军攻城，和湘军区别甚大。

湘军曾、胡、左诸人最怕“老师坚城”

，指示将领机宜时，时刻叮嘱的就是围而莫打。

因为，挖地道、搭云梯等等战法，除了造成己方大量伤亡，并不能对守军造成致命打击，遑论攻克。

城垣高大，外绕护河的坚城，除了巨型炸炮，别无他法可破。

湘军只有一件叫劈山炮的军火，用于守营、野战，效果固然不错；用于攻城，则最多在墙上打凹几个弹坑而已，可以称之为浮雕艺术，绝不敢大言攻城。

故九江、安庆之克，都是围上一年多，城内弹尽粮绝，方才大举进攻；从未有兵临城下，不及数月，遽行攻打之事。

淮军则否。

围城前做好清场工作（即篇首所谓“外围”

），是一般军事原则，淮军固如湘军一样遵守；但是，围定之后，淮军即行猛攻，未有如湘军候敌自溃者。

原因何在？拥有开花大炮之故也。

攻苏州要带上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主要原因就是能借助其炮火“轰坍”

城墙，然后“梯而登之”

，甚至“跃而入之”

。

拥有此等利器，淮军攻城，当然比湘军快捷得多。

然而，如上引文所示，苏州城的防御，外有护城河、石垒、长城，开花炮距离过远，不能直接轰击城墙，只有破除障碍后，方能直逼城根，架炮开打。

而要破除障碍，光有陆军还不行。

因为李秀成惯于以攻为守、反客为主，时不时就能从水路派出奇兵来抄围军的后路；不解决这个后顾之忧，陆军一味进攻外城，时不时就会遭遇腹背受敌的灭顶之灾。

所以需要水师协助，封锁苏州周遭如西塘、芦墟、阳澄湖、九里湖、黄天荡等十几处水域，杜绝李秀成派出奇兵的可能性。

水域既广，汛地又多，势必需要大量水师营哨；李鸿章入苏后，先已携带淮扬水师同行，后逢太湖水师前来接防，此时恰能派上用场。

故引文所述苏州城外的石垒、土墙，经水、陆合攻，在十月间一举攻破，淮军、常胜军方能“径抵城下，逼城轰打”

，而驻苏太平军见外围屏障尽失，全城俱在开花大炮射程之内，不免“胆寒”

，遂有“乞为内应”

之举。

由此可见，水师于苏州之役，作用巨大。

但是，这两路水师中由黄翼升率领的淮扬水师，按照全局战略规划，此时应该出现在苏、皖之交的洪泽湖，协剿降而复叛的苗沛霖，怎么仍滞留苏南呢？早在五月间，曾国藩奏复剿苗方略，就提出调黄翼升北上助剿，江苏境内另派李朝斌太湖水师接防，奉旨依允。

同时，通知李鸿章速遣黄翼升北上。

李鸿章听令而行的话，手边就只能留下李朝斌一军；而欲攻苏州，必须封锁周遭所有水域，单单一支水师绝不敷用，所以，为了攻下苏州，他没有遵守这个命令。

从五月到十月，曾、李之间的通信，黄翼升水师之行止就成了最主要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