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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华》、《光赞》等165部梵文经典译成汉文，后被誉为一代高僧。

同时也有一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勤于佛法的修习，并成为著名的佛经译师。

如汉末时，有一位叫做支谦的人，他的祖上是大月氏人，灵帝时他的祖父曾带领几百名月氏人，从西域来到中国定居下来，并被拜为率善中郎将，成为汉帝国朝廷的命官。

支谦10岁开始受到正规教育，13岁时学习西域的胡语，很快精通6国语言，当然这里面既包括他的母语月氏语，也包括汉语。

此人“博览群经，莫不究练”

，并利用自己语言等方面的博学优势，汉译出了一些佛教经典。

东汉末年，他投奔江东，受到孙权的赏识，被拜为博士。

此后他更是大量收集胡文经典，并将其译成汉文。

他一生中，译出佛经27部，其中包括了佛教中知名度极高的《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法句经》等著名经典。

所不同的是，这些侨民们，由于不止一代地生活在中国，实际上已被不同程度地汉化。

他们不仅了解西域文化，同时也精通中国的语言、文化与习俗。

他们中的很多人，自然成为佛教在中国人之间传播的重要媒介。

当然，通过民间的渠道进行传播，声势肯定十分有限，一旦被高官或政府要员注意并认可后，就会很快形成巨大的声势，甚至影响到皇帝的个人信仰。

汉明帝与其弟刘英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东汉桓帝的时候，宫廷中开始正式修建祭祠，将黄老与浮屠（佛）一同当作神仙来祭拜，所谓“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

自楚王刘英至桓帝约100年的时间里，帝国内部始终以黄老、浮屠并称，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佛教与本土文化“和平相处”

的“浪漫”

景象。

其实，佛教在这段时间里，完全是以“金人”

（佛像）来吸引中国人眼球的。

此间，虽然陆续有经典传入，但翻译量不大，即使有翻译，也借用了一些与道家类似的文句与意义。

所以，容易让人误解佛教与道家学说同出一脉，而很难显示其本来的面目。

这种结果导致在初期阶段，人们将佛、道两种信仰杂糅在一起，佛、道兼信。

当时的儒、道两家，也认为佛教是神教，称释迦牟尼是“胡神”

。

再后来，就是白马驮经的传说了。

据说，摄摩腾和竺法兰是随汉使们回到洛阳的。

关于这两位僧人是否在汉时来到过洛阳，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但是此后，来到汉地的西域僧人越来越多则是事实。

寺院的起建，以白马寺为最早，也是可信的。

但是，当时的白马寺，应该只相当于政府机构的一个驻地，从其职能看，或许称为“国宾馆”

更为贴切。

事实上，白马寺是专门用以安置来自西域的僧人，并为他们的译经活动提供的专用场所。

只是对它什么时候开始被取名为白马寺，存在很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