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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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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的地下堡垒

和我同时考入燕京大学的原育英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共产党员有宋汝棼、饶毓菩、王森昌，“民先”

队员戚天庆，和地下党有关系的抗日革命分子徐伟、韩叙、潘超。

我们没有和原有的燕京大学的地下党组织打通关系，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1941年12月8日，燕京大学被日本侵略军封闭后，我被调往###北方分局（后改为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参加工作，继续联系北平地下党组织。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逐步了解到，当时的燕京大学地下党组织是共产党员最多、抗日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是沙漠中的绿洲掩盖下的革命的地下堡垒。

实际上，在我们入学燕京大学之前，在燕京大学党的组织已经很有力，党的工作已经很活跃。

抗日战争开始后，燕京大学的大批共产党员、“民先”

队员和同学离开学校，部分南下大后方，部分去延安，转入敌人后方，参加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尚未离开学校的社会系三年级学生杜若（杜含英），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先后担任过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民先”

队长。

她把继续在校的“民先”

队员重新组织起来。

他们有林立（尚辛如）、高天辉（郭士琦）、冯秉珊、鲁心真、陈明智、陈浩（陈宝静，曾任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秘书）、王若林（王淑静）、李维存、陈封雄、霍銮光、林兆南（桂邦杰）、徐一诚、曹秉衡、姚克荫、李淑贞、吴秀桂、冯宝中、王秀兰。

他们在###北平城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捐献物资，输送知识分子。

1938年暑假，一次就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了高天辉、林兆南、曹秉衡、林立、冯秉珊、陈明智、王若林、丁则民等八人。

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为党的骨干力量，有的以身殉国。

高天辉从军后，曾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工作，全国解放后曾先后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林兆南参军后，曾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秘书科长，全国解放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卓有建树，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是我国著名的中东问题专家之一。

曹秉衡参军后，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山东，在前线采访时壮烈牺牲，为祖国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杜若，1939年去晋察冀，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和妇女工作，解放后先后担任北京西城区委书记兼区长、北京市委###部副部长、市委顾问委员会委员。

1939年，在###北平城委的领导下，建立了燕京大学新的支部，姚克荫、郝贻谋先后担任支部书记，赵凤章（俞林）、陆孝华（黄华）为支部委员，党员有草光瑞（吴明）、萧在芳（萧芳）、马毓臻（纪波）、卢念苏（贾明）、虞秀瑞（余建）、林锦双（傅秀）、林墨卿（凌青）、李岩（文静）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院的金英爱（徐彦）等。

支部不开大会，而是由支部委员分头单线联系，抗日工作相当活跃。

由赵凤章指导、林锦双为会长组织了“三一读书会”

，意思是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三合一，会员约有20人。

第一次举办的是时事政治讨论，由马毓臻主讲，讲的内容是我国抗日战争形势，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等，他慷慨激昂，痛切陈辞，富有说服力，吸引了许多同学旁听，会场和走廊挤满了听众。

事后支部认为这样太###了，以后就改为学术报告，孙燕华同学讲“疟原虫的生活史”

，翁独健教授讲蒙古史，王西徵（王纪新）教授讲文艺理论问题……经常的活动改为二三人一组的读书讨论。

尽管这样做了，以后的事实证明，“三一读书会”

已经被列入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

1940年又向晋察冀根据地输送了李国亮（陆禹，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政府副市长）、陶军、王季兰（共产党员）、张志深、田玉、陈涤夷、吴铮、佟静波等八位同学。

同时，通过###北方分局社会部的关系，燕京大学发电厂的地下党员肖在田（肖田）等几位同志以及燕京大学英籍教师赖朴吾、班威廉、林迈可进入抗日根据地，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输送电讯器材、医疗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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